“惊悉钱老逝世，感同巨星陨落、擎天柱折损，悲恸沉痛难以言表，真所谓天地同悲，日月同哀。”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山的话道出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众多老同志的沉痛心情。上世纪五十年代钱学森任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下属两个分院，其中的二分院就是今天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的前身。得知钱学森去世的消息，那和钱
高尚人品
钱老是科学报国的爱国志士“两弹一星”元勋、导弹与控制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科工集团公司高级顾问，93岁的黄纬禄回忆说，钱老是科学报国的爱国志士，当时他在美国地位和待遇非常优厚，美国人称他到哪里都可以抵得上五个师的力量，千方百计阻挠他回国，还把他软禁了很长时间，但他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国。我第一次见到钱学森同志是1956年春天，当时我作为通信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的代表到中南海听一个重要报告，报告场上汇集了三军的高级将领和各大科研机构的顶尖技术人员。通过报告主持人陈庚大将的介绍，我才知道主讲人就是几个月前刚从大洋彼岸辗转回国的鼎鼎大名的钱学森。他讲了导弹概况，并建议中国要尽快着手研制导弹和原子弹，他运用渊博的学识将报告讲得深入浅出，他的建议触动了在场的高级将领，但也有很多人有疑虑我们能不能行。钱学森坚定地说，“我们中国人不笨，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也能搞出来。”在场的人都为他的话热烈鼓掌。钱学森同志的报告让我很振奋也很欣喜，使我更坚定了要在这项重要事业中尽己所能的信念，1957年11月16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成立，我所在的研究所被整体划归二分院，我和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
钱老曾婉拒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桂冠原二院某型号副总师戴诗正说，钱老人品高尚。他克服重重阻力回国后，对于他在美国遇到的艰辛，却很少提及。钱老对名利十分淡薄，他虽然对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曾一度婉拒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邀请他作为院士的建议。
精湛学识
钱老《工程控制论》成为自动控制领域经典著作我国著名电磁场理论和天线设计专家、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88岁的陈敬熊回忆说，钱老在专业成就方面也让我们无比钦佩。最早钱老的专业是空气动力学，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此后的发展中，钱老撰写的《工程控制论》又开创了一门新的技术科学，这本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被世界各国科学家广为引用和参考，成为自动控制领域引用率最高的经典著作。1956年，钱学森还和华罗庚、吴文俊一起获得了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钱老一项被认为天方夜谭的预言成为现实黄纬禄回忆说，钱学森同志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他主持编制了导弹发展规划，提出八年打四弹（四种型号）的目标。规划制定得科学合理，虽然规划的实施在“文革”中受到一定影响，但最终如期完成目标，这也证明了钱学森同志对导弹研制科学规律的深入把握。当钱学森同志看到美国关于计算机方面的信息时，他断言计算机技术将来可用于中国导弹工程的设计。当时计算机技术在中国还是零，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预言是天方夜谭。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计算机辅助设计已经成为工程研制最普通的手段。
钱老曾预言人类最终能抵制碰撞地球的陨石我国雷达目标特性领域开拓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常委、航天二院科技委副主任黄培康回忆说，1955年钱学森从海外归来，次年，他受命组建“老五院”，在三个部队小医院的地址上搭起了中国第一个航天研究院，当时科研人员的主体是100多位应届大学毕业生，钱老亲自为他们讲学，传道授业，引领入门。
我作为一名普通的航天科技工作者，在这半个多世纪的经历中，有时觉得钱老离我们很远，他能“通天”，经常见到国家领导人；他能“呼风唤雨”，曾让中国科学院这么多研究所投入航天研究，有时甚至并入航天科研机构；他高瞻远瞩，带领完成“两弹一星”，倡议国家防御。钱老总比我们想得远，站得高，在我参加国家高技术“863计划”工作期间，曾收到过他写的一张批条，说：“有朝一日，人类能将光能、动能或者电磁能来抵制住预测（可能几千年上万年）将碰撞地球的宇宙陨石。我至今仍认为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生活在地球上的科学家的责任。”
在这半个多世纪的经历中，有时又觉得钱老离我们很近，上世纪60年代，我由于工作关系有幸聆听到他的指教，有一段时间他固定每周三上午必到我们研究所来，传道、授业、解惑，他喜欢大家提问，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他答复我提问的条子。钱老平易近人，朴实无华，他一直住在航天大院里，让我们航天人感到温暖。
注重调查研究
倾听群众意见的大科学家二院老院长，80岁的刘从军回忆说，钱老是做事民主、做人谦逊的科学家。从1957年与钱老在莫斯科学习时初次相识，至今已有52个年头。还记得1961年我在一院一部担任东风型号主任设计师时与钱老一起工作的场景，他每两周就会与我们进行一次技术交流，当时我主要负责技术规划，钱老在工作时总是很讲民主，也很谦虚，对于技术细节他尤其重视，总是以提问题的方式与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从来不讲谁对谁错，还时常鼓励我们年轻人要敢于讲真话，敢于面对问题，在工作时要多做调查研究，多做技术途径论证，要实事求是地综合考虑影响型号技术发展的各种因素。钱老这种做事民主、行事谦逊、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我从事航天事业树立了良好的学习榜样。
黄纬禄回忆说，记得在东风二号研制过程中出现了弹性震动问题，影响了飞行试验的成功，我们开展了专题攻关。那时，钱学森同志非常关心这个攻关，每周都亲自到我们研究所来听取情况汇报，并运用他的知识和经验，对解决这个问题给出了很多具体的指导。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作风也大大鼓舞了我们。四个月后，技术问题顺利解决，东风二号研制取得圆满成功。
钱学森同志是一个科学大家，是领导，是技术权威，但他在工作中是非常相信和尊重群众意见的。在一次飞行试验中，导弹打得不够远，总体部的一个同志提出推进剂应该减少一些才能打得远，这个意见遭到普遍反对，按照一般的逻辑，推进剂是导弹的动力，减少剂量只能打得更近而不是更远。但这个意见反应到钱学森那里，他并未凭经验判定结果，而是亲自去进行计算，最后得出了减少推进剂，弹体重量减少，弹能够打得更远的结论，他肯定并采纳了那个同志的意见，最终使试验获得了成功。
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原二院某型号副总师，80岁的戴诗正回忆说，钱老特别敬业。大概是在1958年后的一段时间，钱老负责东风系列型号的研制工作。他对型号研制进度抓得很紧，有一段时期每周六都召集屠总（屠守锷）、任总（任新民）、黄总（黄纬禄）等专家到他家里开会，研究一周内出现的各种问题，探讨解决方案并作出决策，下周一即迅速布置实施。
在东风二号试验时，控制弹体的稳定飞行系统出了问题，很多技术分析会他都亲自参加，并提出意见。
在东风三号进行试验时，燃料箱出现了变形，试验队和基地心里都没有底，不敢贸然进行发射，于是就把问题上报到了当时的科工委。科工委派钱老赴试验基地现场处理此问题。他在听取了总体部得出的虽然弹体变了形、但不至于影响试验的成功的结论时，钱老当场拍板“可以发射”，结果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永远的良师
我国制导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和某型号顾问，78岁的钟山回忆说，钱老是航天二院的创业领导者、科技指路人。回忆他的教导和影响，历历在目，不胜枚举。仅择三件事略述一二。
五十年前航天二院建立之初，正当大跃进气氛影响之下，国防部五院开展了首次研讨地空导弹的方案讨论会。钱老亲任方案论证的负责人，我作为方案参与者，多次聆听了他的讲话和技术分析报告，亲身感受了他的身教言传和以身作则。他在方案论证中既体现了解放思想，倡导了聂荣臻元帅提出的“三敢”（敢想、敢说、敢干）精神，又始终讲求“实事求是”的“三严”作风（严肃、严格、严密）。钱老的示范表率作用，深刻地教育、影响了我这一生，在从事航天导弹事业的任何活动中，既要“三敢”，又要“三严”，这是航天事业成功之本，终身受益。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又一次亲身聆听钱老给我们作报告，谈他的学习心得，他说读书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感觉在读一本原来厚度的书；第二阶段在读书中产生了诸多问题，感觉书越读越厚；第三阶段经过思考，提纲挈领，抓住了本质和关键，可以灵活应用，感到书逐渐由厚变薄，甚至变成了一页纸或几句话。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指导教育了我一生，得益于钱老教导的工作和学习作风，使我在红旗某型号防空导弹的研制中做出了一点有益的工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从过去学习钱老的“工程控制论”、到学习钱老的“系统工程学”，乃至他的“大成智慧学”，看出钱老在耄耋之年，已将控制为中心的航天系统工程演绎为多学科、多专业的复杂巨系统，从现代科学技术推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从大至宏观、宇观、小至微观、渺观分析认识物质世界，阐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和体系结构。这些博大精深的科技思想，凸显了钱老学识之渊博、视野之广袤，思考之深邃，哲理之严谨，以及工程实践之丰硕，真不啻为学术泰斗、科技巨擘，不愧为我国伟大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思想家。钱老永远是我最尊敬的老师、学习的楷模、追寻的榜样。
中国工程院院士、CIMS总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中国航天二院科技委副主任李伯虎院士说，钱老是科技界的一面旗帜，是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科技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高尚人格。我们要继承他伟大的爱国精神，学习他高尚的品德，发扬他拼搏进取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努力为航天科技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钱老永远是我们的导师！”采访中我们多次听到这句发自肺腑的话。
（本报北京11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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