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2月1日,本报整版刊登《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将钱学森同志著作、书信、讲话中的精辟论断按10个方面摘要刊出,迅即在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应读者要求,随后的2、3、4日,本报开辟《钱学森的启示》专栏,连续刊出通讯《看不尽的灯火品不尽的钱学森――〈钱
学森同志言论选编〉问世纪实》、《净化心灵选择崇高――科学工作者感悟钱学森的爱国情怀》、《敞开博大胸怀奔涌无穷智慧――亲友、同道忆述钱学森创新思想和实践》。今天,我们刊出第4篇,专栏暂告一段落。正是“看不尽的灯火,品不尽的钱学森”,对钱学森精神、思想、实践的学习、探索还在继续,读者有什么感想,希望写成书面文字或电邮给我们,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钱学森之问”
教育是钱学森最后的心结。
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在晚年不止一次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谈起他的忧虑――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2009年8月6日,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他依然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言之谆谆,意之殷殷。
“当你走近病榻上的钱学森,你能感受到的是:他虽垂垂老矣,却思维敏捷;他学识渊博,又历尽沧桑;他言简意赅,一张口就讲出人生大道理,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时刻关注着国家和世界大事,却又超凡脱俗,从不谈生活琐事。他想的都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钱学森的秘书、学术助手涂元季曾这样写道。
钱先生平和安详地离去了,并没有留下什么遗嘱。但人们更愿意把老人关于教育的话看成他的遗愿,并称之为“钱学森之问”。
“在世纪之交以来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时,人们更加深切体会到钱老之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位专家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自主招生纷纷出台,中学推荐、学生自荐纷纷进入人们视野,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也已启动……
《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引起人们的深思。有认识、有行动,还有人们内心深深的期待――希望中国有更多的钱学森式的人才出现。
跨越东西的求学轨迹
北京师大附小、北京师大附中、上海交大、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这是钱先生一份延续的、跨越东西的求学轨迹。在这样一份成长经历背后,我们可否触摸到教育成就一位天才的脉络?
钱学森曾说,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北师大附中的6年,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在他列出的一生影响最大的17人名单中,除去父母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他从小到大求知路上的恩师,其中北师大附中就占去了7位。还有一位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冯・卡门教授。
北京师大附中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他在那里度过了6年,一辈子忘不了的6年。
钱学森入学时，北师大附中校长是著名教育家林励儒(新中国初期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在他领导下,附中的教与学弥漫着开拓、创造的良好风气,可谓积贫积弱年代得天独厚的一片沃圃佳苑。
他依然记得儿时博物老师教给他的关于矿物硬度的记法:滑、膏、方、莹、磷、长、石英、黄玉、刚、金刚――附中举行80周年校庆,70岁的他还原样背得烂熟。
在他的记忆中,学生临考是不做准备的,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记忆。考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
今天的人们也许想象不来,这样一所名校,竟然办学经费不足,有时连教职工工资都发不出。这里,却是学生们的乐土――
“但是实验做得很多,化学实验室对学生随时开放。”
“教生物的于君石老师,常带学生到野外采集标本,我记得他给我一条蛇,让我做标本。”
“附中选修课很多,学生的知识面很广。每天午饭后,在教室里交谈感兴趣的各种科学知识。”
“音乐、美术课学校也是重视的,我们的美术老师就是国画大师高希舜先生。”
在附中所受的教育终身影响着他。“6年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上海交大4年实际上就学了两年,考上公费留学美国,是靠附中打下的基础。”
他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附中给学生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培养了我的科学兴趣。”
大洋彼岸的加州理工学院，带给他的是另一种惊喜。
那是“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的地方。“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钱学森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力学所原所长郑哲敏说，“钱老在美国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回国后再没有去过美国，但他对加州理工大学的教育还是颇为肯定的。钱老师从冯・卡门教授，这位老师给了钱学森很好的启发，学术交流上也是平等的。”
身边的工作人员还记得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钱先生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那是有关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他曾提出大成智慧教育方案，也曾反复设计21世纪中国的教育事业。
他强调，教育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速见成效。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新的科技革命、社会革命相继到来，整个社会结构都会发生变革，我们在制订教育方针时，一定要向前看，像邓小平要求的那样，“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关注全球性、国际化的教育标准，用世界范围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和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充实教育的内容。尽快革新教育观念、更新教学方法、改革教育制度、增加教育经费。
把“大炮”搬到中科大
今天，钱学森的一尊塑像坐落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前面的小树林里。那样子，就像是在授课。
钱学森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建者之一。在建校方案的制定中，在近代力学系专业方向和教育内容的确定中，他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也是科大近代力学系(原名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的首任系主任。他担任这一职务从科大初创阶段的 1958 年7 月28 日起，直到1970 年科大从北京迁到安徽合肥止，近12年。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第一届毕业生张瑜说，钱学森重视教育，并不因肩负国家航天工程重任而放松对科大力学系的领导工作。开学之初，他为全系学生宣讲教学计划时，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指导方针，特别强调：教学内容做到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在业务方面的培养目标，应当类似于“研究工程师”，即有科学研究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
他的学生们至今还存留着科学出版社精装出版的一本书，内容便是钱先生授课的讲稿《星际航行概论》。“进入大学4年级,我们盼望已久的,由钱学森先生亲自讲授的新课《星际航行概论》开课了。”聆听钱学森先生讲课是一种幸福。“他的课讲得实在是太好了，无论是课程内容的先进性，前瞻性，还是逻辑的严谨，语言的简洁准确，甚至板书的漂亮工整，都可谓出类拔萃。”
但他带给学生的精彩贯穿始终。张瑜依然清楚地记得，当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的名单时，他那踌躇满志和兴奋的神情。他高声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给你们调来了!”
严济慈、吴文俊、蒋丽金、钱临照、卞荫贵、林同骥、郭永怀……这是一份学生都不敢奢望的甚至难以置信的教师名单。钱先生把他们都请来了。
他曾多次说：这些一流学者都有繁重的任务在身，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是一项光荣任务，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他们知识渊博，对科学都有成熟和特有的看法，他们讲课，会给学生以深刻的启发。
钱先生在北京师大附中就读时，他的数学老师提倡创新，给学生考试打分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出5道题，如果学生都答对了，但是解决的方法比较平淡那也只给80分。如果答对了4道,但是解决的方法非常有创新，那就给100分，还另外有奖励。
在科大，他的学生同样感受到了某种类似。“有次上课，钱老说如果你5道题做对了4道，按常理，该得80分，但如果你错了一个小数点，我就扣你20分。他常告诉我们，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
2008年，中科院副院长白春礼致信钱学森，向钱老汇报中国科大50年办学成就，并请钱老就科大发展给予指示。钱学森回信说，“中国科大考虑的，应‘理工结合’的道路是正确的。今后还要进一步发展，走理工文相结合的道路，在理工科大学做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要造就将才,更要培养帅才”
“我们不但要造就科技将才，更要注重培养帅才”，这是钱学森经常说的一句话。他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培养更多年轻人才，要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年轻人。
1956年2月，钱学森向国务院提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发展我国航天技术的建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制定了重要的实施方案。10月，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出任院长。
那时，除了他，谁也没见过导弹究竟是什么样。
戚发轫院士曾回忆说，“我们想，这么大的科学家怎么给我们上启蒙课啊？钱老说，搞航天不是靠一两个人就能搞起来，而是需要一大批人才。”
钱学森向100多名大学毕业生开讲《导弹概论》，从零开始教授相关知识。
若干年后，“导弹扫盲班”里的大学生们成为中国航天的领军人物。
在钱先生的家里，有一个他非常喜爱的礼物――一个“神舟”号飞船的模型。那是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我要让他放心，载人航天工程进展顺利，国防科研后继有人。”
王永志就是被钱学森称为“很会逆向思维”的年轻人。1964年，30岁出头的他第一次进入发射场，参与中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的第二次发射。
“当时碰到一个问题：经过计算，发现火箭射程不够，打不到预定的位置。许多人提议，在火箭燃料箱里再多加一点燃料。我当时不这么认为，建议泄掉一部分燃料。后来我就找到钱老，跟他讲了自己的想法。钱老听完后，把火箭总设计师找来说，‘那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钱老提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我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正是钱老的超前眼光和放手使用新人，保证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后继有人和持续发展。”王永志说。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人们知道，一颗国际编号为3763的小行星――“钱学森星”在苍穹闪耀。
不单是仰望，我们更愿看到一片灿烂的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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