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天，我进入宜昌市第一中学。当时不举行中考，也不是根据家庭住址择校，而是按所读小学校将毕业生全部录取入中学。但能够成为一中的学生，大家非常自豪，因为在当地，一中的学生一直有“贤人”之称。
当时一中校园里几乎全是平房，只是在东北角有一幢三层楼的青砖灰瓦建筑，被称作“理化楼”，远
那是一个盛行“读书无用论”的年代，但一中的校园里仍感受到浓浓的书卷气息。小树林里常常能看到亭亭玉立的读书女孩，传出琅琅书声。那些或是穿着中式唐装、或是西式卷脚长裤，架着深度近视眼镜，夹着讲义在校园匆匆走过的老师令人肃然起敬。尽管正常的教学秩序已经打乱，老师们还是通过不同的途径、以不同的方式教我们读书学习。
我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正狂热地做着“文学梦”，多次被作为小教师推上语文课讲台。为了满足成长时期对知识的饥渴，我们疯狂地热衷于各种手抄本，《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普希金诗选》等被我们整本抄下来。语文老师宋文榜引导我们背诵一些经典名篇，李白的“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文天祥的“正气歌”，当时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宋老师还针对我们都学毛泽东的狂草书法，要我们写字一定要从楷书练起，打好基础，这在当时简直是大逆不道！从此我知道了柳公权和颜真卿。
教数学的王永熙、王文兰、裘应敏老师，是三位女性。据说三位的丈夫都因为历史问题被关在监狱中，但她们是全市赫赫有名的数学教师，分别被称为“代数大王”、“几何大王”和“三角大王”。王永熙是我的班主任，她见我不好好学数学，心急如焚，多次苦口婆心劝导。一次我的数学作业完成得很认真，得了满分，她不仅认真批改，还用红笔写了很长一段文字，肯定我的进步，最后重笔写下“建新，三思！！！”，至今令我非常感动！她的话激励我从此用心学习数学。
还有外语老师刘自铮、刘惠蘅，数学老师路治国，政治老师黄建群，语文老师黎昌经，当时“靠边站”（没有恢复工作）的老校长赵步云、闻达、童沐天等都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
那个年代，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实践。
初中二年级时，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前期工程葛洲坝工程将要动工，为了支援工程建设，市革委会动员全市人民一个月内抢修一条十几公里长的公路，全市的中学都停课参加劳动。我们几乎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床，晚上七、八点钟返回，披星戴月，徒步十几公里，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尽管累得腰酸背痛，大家精神抖擞，来回的路上整齐地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和干劲。
那个年代的一中人，最值得骄傲的是学校有一支名气很大的文艺宣传队，全凭学生和少数教师的力量，演出了全场的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和芭蕾舞剧《白毛女》。当时不仅在校内演出，还走进工厂、农村、军营和工地，参加全省文艺汇演，在全国都小有名气。尤为值得称羡的是，从毕业到现在，当年的宣传队员坚持每年与指导老师聚会，还将已近耄耋之年的老师们邀请到全国各地旅游观光，情深谊长，真是不易！
这些活动虽然占用了我们的读书学习时间，但也丰富了我们的阅历。这种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特殊的教育方式，铸就了一代人特殊的成长年轮。
清明假期，重回母校，母校正紧锣密鼓地筹备2010年10月3日的百年校庆，优美的江南园林式校园让我感到陌生。我怀念母校的小树林，虽然那是一片尚未成材的杂树林，那里蕴藏着我们青葱岁月的记忆，那是成长中的莘莘学子的象征，它代表着希望、未来和蓬勃生机！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曾任中共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主要学术成果有《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当代中国重大科技成就鸟瞰与探微》、《中美创新机制比较研究》等。宜昌市第一中学1971届毕业生。
宜昌第一中学教学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