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终总结会上，笔者不由感慨说：“我也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当主编不感觉光荣，反而感觉羞耻。”然而世道毕竟还是按弱肉强食的“公理”运行的，中年学者甲说，今年为某先生做了什么，乙又说，今年为某先生主编的某书写了什么。当上研究员和教授，职称算是封顶了。但是，不少人当上研究员和教授，却仍然无法脱离“长工”的另册，他们必须为主编老爷们服役，赶制其装潢门面的新衣装。
尽管笔者写了篇文字，但反对主编热的呼声当然是微弱的，这正是反映了当前学术界的风气和道德水平。然而正因为微弱，就更有多呼几声的必要。
从一个角度看，当前的主编热是与广告热，说得更透彻一点，则是虚假广告热密切相关的。大凡出版大部头的书，必须以名人做广告，方得产生促销的效益，另一方面，大凡要做名人，主编的广告也同样不可或缺。两种需求，相得益彰，于是主编热就愈炒愈热。
但是，名人当主编能否保证大部头书的质量呢？一位先生对我说，据她的观察，就史学范围而论，名人做主编的书质量往往不高，而真正可以保证质量的，还是某些个人作品。参加集体写作者，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就敷衍潦草。她说的是一种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一批南郭先生，他们也乐于利用名人的广告，以便使自己的作品滥竽充数。
任何时代都会有一批徒有虚名的学者。其成功的诀窍之一，就是当招摇过市的学术活动家。外行人出于无知而瞎起哄，也有些内行人出于私利而乱捧，这也是造就一批名家的条件。有份杂志赞扬某学者“学贯中西”。就个人接触而论，称得上学贯中西的只有一位老师，就是已故的北大教授齐思和先生，他对外国史、中国上古史等都有专门的研究。例如另一位老师张政?先生，他治史不分断代，各朝各代的史书都读，博闻强记，并且又对古文字、考古、版本目录等都有精深研究，除了个别怀有恶意者外，内行人无不敬服。但也不能溢美地称他学贯中西。像张政?先生那样笃实的学者，因为不善于当活动家，所以社会名声就不大。
就我所知，目前在70上下到60上下的治中国古史者，一般只能研究一个断代，多者也不过两三个断代，与张政?先生等的学问差距颇大。即以那位被誉为“学贯中西”的先生而论，人很聪明，也有一些长处，特别是对民国时期的学术典故，简直如数家珍。但他的外文水平不高，对外国史也未作什么研究，即以中国古史而论，至多也是对先秦到两汉有研究。所谓“学贯中西”，无异于把一个三尺童子吹涨成了一丈长人巨毋霸。依目前70上下到60上下年龄段的治史者的学力而论，任何人也不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他们怎么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等的主编？
这里还不妨进行一些量化的计算。依笔者个人目前的精力，一个劳动日，大致只能勉强审读约一万字的校样，并对史料逐条进行查对，或是仔细审读他人的论著约一万五千字，但对所用史料只能抽查。然而依笔者参加百科全书和历史辞典的工作经验，如要对他人的文稿进行审改，包括查对史料、挑剔硬伤、进行必要补充之类，一天就只能有几千字的进度，有时甚至不足一千字，改别人的文稿时或比自己写更为费力。人们不难推算，如要充当一部好几百万字到一、二千万字的大型著作的称职主编，需要耗费多大的心血和时间。
内行不可欺，但内行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毕竟太小。抢夺主编的金字广告牌，无非是为糊弄或欺骗外行，特别是掌权和媒体的外行。有的人学问本来平庸，根本无力独自完成重大课题，写出有质量的作品，就尤需乞灵于当主编，以便凭藉剥削他人的劳动，攫取一张鹤立鸡群的“大学者”的身份证。有的人有志于追求大千世界的五光十色的诱惑，多年以来，学问长进不大，却已饱享他人为自己抬轿子的清福。对他们而言，他人的辛苦学术劳动，犹如布帛菽粟，不可须臾或离，否则，又何以支撑“大学者”的门面？
经济产品的制假贩假者只求唯利是图，而很多有主编瘾者，还多了一条，就是唯名是攫，名有时比利更为重要，可以换得更大的利。他们决不害怕出粗制滥造的劣品，不用像制假贩假者那样担心会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对待被剥削者，既有坑、骗、压等狠心，又不乏斯文的学者风度，也不用忧虑被剥削者内心的不满和愤怒，被剥削者见到“某先生”，还不是以笑脸相迎。对于舆论的微弱谴责，可以“笑骂由汝笑骂，好事我自为之”，装聋作哑，佯作不知，我行我素。主编热既已蔚然成风，不德不孤，已有邻，同恶相济，大家把脸一抹，都是道貌岸然的“君子”。
问题的可怕和可悲，正在于主编瘾的腐恶也同不少腐恶一样，已经上了轨道，成了“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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