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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中国文化史的一大景观，就是形成并发展了“自由撰稿人”这个重要阶层。他们的特点就是“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而主要依靠“爬格子”的稿费、翻译费、版税和编辑费收入来保证生活。
上海是中国现代文学出版事业的发源地。1872年以后，上海申报馆垄断中国出版行业达四分之一世纪。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中华书局于1912年在上海创办。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有321家出版社、200多种报刊，而北京只有3家出版社、24种报刊。“五四”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大多在上海出版。
据王云五《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一文所述“平时我国出版业86％在上海”。整个20年代，如果说北京是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中心，那么上海则无愧是全国书刊出版事业的中心。
五四———20年代的稿酬标准
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的同时，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梁启超拟订的《叙例》中说：“海内名宿，有自译自著自辑之书，愿托本局代印者，皆可承印，或以金钱奉酬、或印成后以书奉酬，皆可随时商订。”（载《饮冰室文集》之二）这是支付稿酬的声明，但没有具体的标准。
目前可以见到的中国最早有关版税的史料，是1901年上海《同文沪报》规定的“提每部售价二成相酬”，也就是版税20％。
最早有关字数稿酬的史料是梁启超记载：他主持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皆为1902年创刊）等刊物“大约评述及批评两门，可额定为每千字3元。论著门或可略增（斟酌其文之价值），多者至4元而止，普通者亦3元为率。记载门则2元内外，此其大较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7页）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由陈独秀主编，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编辑费为每期200元。稿酬标准：“或撰或译，每千字2元至5元。”但是一度又成为同仁期刊，取消了稿酬，只付编辑费。
1916年7月沈雁冰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起初月薪为50元，后来增加为100元。1922年中华书局给田汉的月薪一开始就是100元（因为田汉有日本留学资历），后来约请徐志摩主编文学月刊的编辑费为每月200元（因为徐志摩有英国留学资历）。
《鲁迅全集》载有当时的稿酬标准。20年代鲁迅在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刊》投稿，每千字2－3元；另外《晨报》馆有一种“特约撰述”，每月除稿酬外还加酬金30－40元（见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
当时稿酬标准不一。在官办的北京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酬可达每千字4－5元。而上海的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每千字1－3元。因为官办的报刊行政拨款不计成本；上海报刊则多为商业性，必须讲究经济效益。《鲁迅全集》有几处提到当时上海的稿费标准。最低者（小报消息或“报屁股”文章等）每千字5角钱，高者每千字3元。鲁迅文章一般稿酬是千字3元，有时千字5元（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给鲁迅的稿酬标准），《二心集》的稿酬为千字6元，这在上海就是很高的了。
商务稿酬：郭沫若千字4元，胡适千字5元。……这样的稿酬标准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没有多大变化。
从20世纪初期以来，上海市出版界拟订的版税标准一般在10％、15％－20％之间。例如，1921年泰东书局答应郭沫若的版税是10％；胡适在新月社自定的版税标准是：初版15％，再版20％；鲁迅著作的版税一般是20％。
作为一个参照，列出当时脑力劳动者的最低收入水平：
根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所载，1927年上海市小学教师月薪平均41.9元（合今人民币1400元），中英文打字员月薪30元以上，办公室秘书月薪100元左右，报社编辑月薪40－100元之间（合今人民币1400－3500元）。
商务印书馆和作者群体
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也就是京师大学堂在北京成立前一年，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
京师大学堂带有浓厚的封建王朝官场习气的烙印，而商务印书馆则带有新近的资本主义民间商业的色彩。它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手工业印刷工场，创办人是夏瑞芳、鲍氏兄弟和高凤池等，夏、鲍原为西文报馆的排字工人，设法集资银洋3750元，以500元为一股份，共七股半；起初只能印刷一些简单的印刷品。1901年他们预见到科举制度必将废除，及早编印了新式学堂的各种教材，得到了新教材的印制和发行权，利润大增。为了迎合新潮流，也开始编译《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一类英文读本，同时还翻译了一些日文书，可是译笔粗糙，出版后无人问津。多方联络商讨之后，由南洋公学译书院（1897年创立）张元济推荐蔡元培担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不久《苏报》案发生，革命党人章太炎、邹容被捕；蔡因有牵连，被迫逃亡青岛。夏瑞芳就聘请张元济担任编译所所长，时在1903年。
此后张元济主持编辑了我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并大力提倡汉译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又创办东方图书馆等等。
1902－1916年间，中国新创文学报刊57种，其中29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中，上海占22种。商务印书馆1902－1920年间，出版图书3522种，其中文学类（以小说为主）846种占四分之一。
1903年商务印书馆聘请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并开始出版“说部丛书”。当时许多文化名人，如林纾、梁启超、蔡元培……都与商务印书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林纾因《巴黎茶花女遗事》在文坛走俏一时，此后译述并出版西方小说181部，每部为20万字以上。郑逸梅回忆道：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很受读者欢迎。他的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稿费也特别优厚。当时一般的稿费每千字二三元，林译小说的稿酬，则以千字六元计算，而且是译出一部便收购一部的。”（据《藏晖室札记》，载《新青年》第3卷第5号）
商务印书馆1910年出版《小说月报》，闻名全国。1921年《小说月报》改版成为新文学刊物之后，它又出版了《小说世界》，网罗了许多通俗文学作家。
梁启超跟商务印书馆的来往也很密切。根据1922年他和商务经理张菊生的通信，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为四成；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元。
在蔡元培主持北大的几年中，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进行了广泛的合作：由商务印刷、发行《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北大教授的专著及通俗教育丛书，由华法教育会人员修订商务教科书，代北大订购外文书籍，以及请北大教授兼为商务采集标本等等。通过这些合作，北大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出版的便利，而商务印书馆则获得了最高学府权威学者的支持，提高了出版品的水平，增强了它在国内外出版界的地位与声望。
1919年初，蔡元培代表著作人（北京大学）、张元济代表发行人（商务印书馆）正式签订《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合同，规定：
（一）编辑事务，由著作人任之；印刷、发行事务，由发行人任之。
（二）用三开本。每年十册，每册以十万字为率，约一百页，每册定价三角。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由发行人代垫。
（三）销数不满二千部时，所有损耗，由发行人担任。如满一年后，尚销不足数，发行人得将杂志中可以单行者，另印单行本，以冀抵补。销数满二千部以后，如有余利者，著作人得十分之六，发行人得十分之四。
（四）外间广告，由著作人经手者，照广告定价，以十分之五付给发行人。其由发行人招致者，概为发行人所有。
（五）稿本用纸，每行字数，须与版式一律。如用夹注、或说明、或另行、或括弧、或插图、或附表、及所用圈点符号，均照排印之式，一律缮成正稿。图稿务须按照适定尺寸，绘成正稿，以便即用原稿雕刻、影照。如果有排印为难之处，发行人得酌量更改。著作人稿本，须于两个月以前，寄交发行人。
（六）纸价涨落无常，估计成本，照市价计算。出版时，发行人应寄五十册交著作人。
北京大学教授撰写的讲义和专著，大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如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陈映璜的《人类学》等等，有的列为《北京大学丛书》，有的由蔡元培具函介绍。如1919年12月，经蔡元培介绍，商务印书馆曾以200元代价购印了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
但是当时的作家、编辑、学者们跟出版商之间也有许多复杂的矛盾。
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郑振铎，20年代初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月薪100银元（相当于今人民币4000元）。他在上海闸北租赁了一所大房子，一半自己居住，一半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场所，或开会、或谈天、或听留声机。聚会多数在晚上或节假日。
1923年1月初，有一次交谈时郑振铎感慨说：“我们替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月才拿百元左右，可是出一本书，印书馆里就可以赚几十万元，何苦来！还不如自己集资办一个书店！”
大家都表示同意，又讨论了几次，决定每人每月从薪金里提出10元，储存银行生利息；集资到一定数目时，便可以自己出书了。当时约集十个人，有郑振锋、叶圣陶、沈雁冰（后来的茅盾）、周予同、王伯祥、胡愈之、顾颉刚、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由顾颉刚任会计。
周予同为此社起名曰“朴社”，因为他听了钱玄同的课，十分醉心于清代的“朴学”。接着又陆续约俞平伯、吴维清、潘家洵、郭绍虞、陈乃乾、朱自清（佩弦）、陈万里（鹏）、耿济之、吴颂皋等入社。顾颉刚在一年前曾写信与李石岑，谈到学术界生活独立的问题，李氏将此信转与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等人，共同讨论，大家认为若要打出一个专心治学的境遇来，一是要社会捐助，二是要淡泊自守。现在他们进了一步，开始自己行动了。1923年2月20日顾颉刚在邀郭绍虞入社的信里说，我们“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得终身于著述，不受资本家的压制，社会上的摧残。我们的生活，靠政府也靠不住，靠资本家也靠不住，非得自己打出一个可靠的境遇就终身没有乐趣了！”
胡适听说此事后大概是顾虑他们同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来信相询，1923年3月23日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解释道：“我们的事，由于大家出了学堂门之后，总觉得精神与生活的不安定，想自己打出一个安定的境界。所以几个人一发起，赞成的就很多。商务印书馆固是随处给我们以刺激，但别种机关也未必不如此。我们的事，将来自不必与商务对垒，但总想自己打出一个安心立命之境。事情能做成与否固是不可预料，但总不可不做，因为若不做未免太对不起自己了。我们所近情的唯有纸笔，所以要在书籍一方面做事业。这一点意思，请先生谅解。”（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79－80页）
1924年胡适和陈独秀决定跟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努力周刊》，由《新青年》同人高一涵任编者。当时在《晨报》上刊登了广告，准备办成系列性的刊物，还要出版《努力月刊》。但是这个广告没有兑现，读者来信询问其中究竟。《晨报副刊》1924年8月28日发表了高一涵的答复。高说，《努力月刊》之所以胎死腹中，是因为跟商务印书馆老板有分歧，生意经没有谈妥：“叫我们出来为三元钱五元钱去替那些持商务印书馆股票的人挣红利，老实说心中总有一点痛！所以我……不得不暗地里抱着不合作主义了。”高文见报以后，胡适赶紧出面在《晨报副刊》9月2日澄清说：他（胡适本人）当初和陈独秀决定让商务印书馆出版《努力》，一方面是商务经理们主动要求，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条件比较合适。商务不仅给作者们支付稿酬，使得“穷作家”能有些补贴；商务还决定：杂志如有2000份以外的销量，编辑部有版税二成和广告二成的提成，从而帮助辛苦的编辑同人。最后胡适说：“以一个几百万资本的大公司，破例地经营这三个铜子的生意，是谋挣红利吗？”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大大提高了中国劳动者的政治和经济觉悟。8月22日商务印书馆职工会发表“总罢工宣言”，要求提高经济待遇，进行了第一次大罢工。编译所职员沈雁冰（当时为共产党支部书记）、郑振铎、丁晓先等12人担任工会谈判代表，馆方由张元济、王云五等6人参加谈判。中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向商务印书馆提出：馆方如不接受职工会的合理条件，将号召全国学生停止使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以示抗议。8月27日开学在即，馆方接受职工会的条件，罢工胜利结束。
紧接着，9月19日《现代评论》第2卷41期上，刊登了署名“壮学”的文章《出版界的根本问题》，其中提出：“商务抽版税的办法，著者最多只得一成五，其余八成五归他自己，这是剥削劳动者。”低价的稿费和版税使得许多作者们难以维持生计，有的就不顾质量粗制滥造、有的被迫改行，于是造成图书报刊的作品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壮学认为，要促进文化繁荣，首先必须抵制出版商的剥削、提高稿费和版税，“著作人既能得相当的酬报，然后才有人专门从事著述，著述的质和量都可以大以增进了。”
10月，创造社作者周全平在《洪水》半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漆黑一团的出版界》、第5期发表《怎样去清理出版界》两文，声援“壮学”。不过他对于壮学认为“八成五都归了出版商”的说法提出修正：实际上图书出版的利润没有那样高，因为印刷成本要占三成，发行费还要二成，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出版商能得五成左右，“这样，呕尽心血的著作家底利益大都被资本家掠夺了。……我们一向以为劳工被资本家剥削是太不人道的事，可是出版家对于著作家底刻薄，也并不亚于此。”
（摘自《文化人与钱》，陈明远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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