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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以（前）和曹禺（后）1926年前后摄于天津，当时他们是南开中学同班同学。 |
巴金先生在悼念父亲的文章《他明明还活着》中曾这样说：“我还不是靳以最老的朋友，曹禺才是。”曹禺确是父亲最老的朋友之一。他俩相识在初中的少年时代。当时他们彼此的学名是章方叙和万家宝。在此后漫漫的三十多年中，他们也彼此一直以“方叙、家宝”互称。
中学毕业后，父亲去到南方，就读复旦大学；曹禺去到北平，就读清华大学。当1933年父亲来到北平三座门大街编辑刊物之时，父亲在文坛已经成名，他已经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并结交了许多文坛名人。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当时也成了文人聚首驻足的重要之处。这时，还是清华大学学生的曹禺，也常从郊外学校赶来，与父亲接叙友情。他还常携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的同窗女友郑秀一同前来。在三座门那个小院，以及在距此咫尺之遥的北海公园五龙亭上，他们大家曾有过多少难忘而又美好的青春回忆！
曹禺于清华大学毕业前夕，写成了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那是在1933年8月底（曹树钧、俞健萌：《摄魂———戏剧大师曹禺》）。他把稿子拿给当时正在筹备《文学季刊》（该刊于1934年1月在北京创刊）的父亲，父亲碍于“把兄弟”这份私情，不好意思自己推荐此作到刊物上发表，于是，立即把《雷雨》拿给刊物分看剧本的编委李健吾先生（彭新琪：《巴金、靳以与〈雷雨〉》），李先生当时未认可，又拿回给父亲。父亲不便再推荐，又不愿退稿，就只得暂时放在抽屉里。巴金南来，与父亲共桌看稿写作，两人结成了亲密的友情。一次，在闲谈中，巴金谈到要多发掘新人稿时，父亲立即把抽屉里的《雷雨》拿出来给他看。巴金当时还不认识曹禺，父亲就告诉他，就是那个周末常上我们这儿来的文学青年万家宝。并告诉他，因为他是自己的好朋友，所以不好意思再坚持推荐（同前）。
巴金拿过稿子，连夜一口气读完剧本，决定发表。就这样，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在1934年7月出版的《文学季刊》第三期问世了，并且一期登完。从他完稿到发表，历时十一个月。而从该杂志《文学季刊》创刊到发表，历时六个月。
这段文坛三人佳话，当时人人皆知。曹禺也因《雷雨》一炮打响，一举成名。
同代人萧乾，关于《雷雨》，曾这样说：“要不是靳以的推荐，巴金做出立即发表的决定，曹禺在戏剧创作道路上，可能要晚起步一段时日。”（萧乾：《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沈从文也曾回忆说：“曹禺最早几个剧本，就是先在《文学季刊》发表，后来才单独印行的……靳以那时还极年轻，为人特别坦率，重友情，是非爱憎分明，既反映到他个人充满青春活力的作品中，也同时反映到他编辑刊物团结作家的工作里。”（沈从文：《悼靳以》）
确实如此，曹禺继而写就的《日出》，也是在父亲与巴金共同主编的《文季月刊》上一期一期发表的，每幕的催稿信都是父亲写的。曹禺自己也曾说过：“那部《日出》原稿就是靳以拿去首次与读者见面的。”（赵家璧：《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他还夸称父亲：“他是一位好编辑，可惜像他这样的编辑太少了！”（同前）此后，父亲又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曹禺的一系列剧本《原野》、《北京人》等等。
十三四岁就开始结成的友谊，从天真无邪地手牵着手，到为了共同倾心的文学事业而互相扶掖，这是多么地难能可贵！翻开父亲早年的小说集，在“序”中多有写着“献给‘石’”的，这个“石”，就是曹禺的表字，父亲自小就亲密称呼惯的。1942年正值抗战烽火年代，父亲辗转内地，颠沛流离，在位于福建师专的偏僻小山村里，执教之余，以文寄情。他曾在那时写过一篇题名与曹禺剧本名完全相同的散文《北京人》，文前这样充满感情地写着：“———献给石，纪念我们二十年的友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由此足见他与曹禺深厚的感情。此后他们同在重庆相聚。母亲初见他时，他向她大声朗诵父亲写的抗战诗篇《他们是五百个》。他念得充满感情，铿锵有力，令母亲难以忘怀。解放后，虽然他们彼此生活在两个城市，但无论父亲去到北京，还是曹禺来到上海，他们必定相聚、畅谈。
人生无常。父亲的生命在他五十岁时竟然戛然而止。在生与死的短短十六分钟撒手人寰之际，父亲会有多少遗憾留在人间！因为我的哥哥正在大学求学，因为我的妹妹刚刚年仅三岁；更因为我，从小跟随父亲身边，与父亲感情深笃的十五岁女儿，因三年前的一场重病，致双腿瘫痪而不能行走。巴金先生为了我，在深情的怀念文章《哭靳以》中，提到我的病，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怀我；而远在北京的曹禺，为了鼓励我坚强，让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给我写信。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曹禺曾让人开着车，满清华园寻找尚未毕业的我的哥哥，送去他的关怀。我不知道，他在清华园里徜徉之际，是否会回想起他的学生时代———三十年代的清华园，还有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甚而更早，天津昆纬路那明朗的大家庭的欢乐……
岁月荏苒。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噩梦，到了1979年，曹禺在接受《文汇报》记者的一次采访中，忽然这样提到他的第一个剧本《雷雨》的问世情况：“我十八岁就酝酿写《雷雨》，构思了五年，花了半年时间，五易其稿，到二十三岁才把它写成，交给了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把它搁在抽屉里，搁了一个时期，有个人发现了这篇稿件，读了一遍，就拿去发表了。”（徐开垒：《访曹禺》）他说，“这个人”就是巴金。而“那个同学”当然指的父亲，但他没有点明。那时巴金正获解放。接下来，他就写了许多赞美巴金的话。
过了十一年，他的女儿万方在《文汇月刊》上撰文《我的爸爸曹禺》，对此事作了更进一步的引申：“……他写出了《雷雨》后，把剧本交给他的朋友章靳以，章靳以把剧本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没有看，也没有提起过。我问：‘你怎么不问问他？’他说：‘我没想过要问，那时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个好东西。’‘那靳以叔叔怎么会一直没看？’‘他可能是忘了。他没把这件事当成一回事，他就是那样一种人。’后来，许多书上都写过，是巴金伯伯发现了抽屉里的剧本，看了，然后就发表了。”（万方：《我的爸爸曹禺》）
1996年12月，曹禺告别了人世，不久万方在纪念她父亲的文章《仅以此书献给我的爸爸》中，又重复提到了《雷雨》发表的事：“我爸爸很年轻时写出《雷雨》，把剧本交给了他的好朋友章靳以，靳以叔叔把剧本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我爸也没问他。我问过我爸：‘靳以叔叔怎么会一直没有看？’他说：‘他可能是忘了，他就是那样。’后来巴金伯伯发现了抽屉里的剧本，看了，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
不明真相的人反复读了这些文字会有何感？很可能会以为父亲真像他们所说那样，如此地不负责任，如此地对待朋友。
我只想说说事实，作个澄清。
且不说这“放了一年”的稿子，从完稿到面世其实只经历了十一个月，在时间上是多么不符，有杂志为证，何况《雷雨》全文发表在《文学季刊》第三期，即1934年7月，距该杂志创刊仅仅六个月。更不要说，父亲若是“忘了”，又怎么会先给李健吾看，后又拿给巴金看？而且，同时代的人为什么要说是“靳以的推荐……”，曹禺又为什么自己要说父亲“是一个好编辑”？
所幸当事人巴金先生还健在人间。九十四岁高龄的巴金先生顽强地穿越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向世人敞开心扉，奉献真话。他曾应曹禺夫人李玉茹之邀，为曹禺新著写了《怀念曹禺》一文。文中忆及三十年代往事，字字真切，句句深情。其中有关《雷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想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学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一九三六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季月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同样引起轰动。三七年靳以又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此前，巴金先生的侄子李致先生也曾因《雷雨》发表的不实之词愈演愈烈而撰文说明：“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因征稿和别的工作，经常去上海。凡到上海，都住在巴老家。当时巴老的身体较好。我白天陪他散步，晚上常谈到深夜。内容海阔天空，无所不有。”“我问过巴老有关《雷雨》的情况。巴老告诉我，1933年，靳以和郑振铎在北京创
办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曹禺把他的《雷雨》送到《文学季刊》。曹禺和靳以不仅是好友，而且是换帖的兄弟。靳以看了《雷雨》以后，又送给别的编委看。由于意见不完全一致，靳以又不愿意退稿，所以放在抽屉里。当时，巴老正好到北京去看望沈从文，并和靳以一起住在三座门十四号《文学季刊》社里，并认识曹禺。一次，巴老和靳以商谈如何进一步为刊物组稿，靳以谈到《雷雨》，巴老便要来看。巴老一口气把《雷雨》读完，几次流了眼泪，推荐给《文学季刊》发表。”（李致：《巴金与〈雷雨〉》）在文末，深切理解巴金先生的后辈李致先生还说了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深知巴老不喜欢宣传自己，更不愿别人在颂扬他时贬低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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