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12月初版，531页，23.00元）里说，周扬没能看见想象中的珍本秘籍。陈寅恪久经流离转徙，历年积藏早已散失殆尽，家中所备多为治学必需之普通版本。不过由此疑其嗜藏名望，却也大可不必。因为，“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柳如是别传》，页2至3，三联书店2001年1月初版，98.00元），乃是世所周知的事实。印证于即出之《陈寅恪书信集》，亦能见出陈寅恪生命中，藏书地位的举足轻重。
刊于1923年《学衡》上的《与妹书》，是陈氏书信集所收第一通书札，也是其典籍收藏肇始的公开披露。他在信中说，“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他当时尚在柏林留学，可其求书心切之情，却已溢然之上。至于他留美时期的嗜书雅好，吴宓1918年8月18日有日记曰：“哈佛中国学生中，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
陈寅恪早年搜求书籍，纯属出于个人问学需求。及至应聘进入清华国学院，又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他对于坊间流传之文物、档案和珍罕版本的留心，就彻底由私而公，已肩负起维护历史尊严的重担。他曾屡屡致函所长傅斯年，吁请国府出资，征购可能流失的私人收藏。较早的信说，“购买档案事，则因有燕京大学竞争故，李木斋欲得三万元，玄伯意若以政府之力强迫收买，恐李木斋怀恨在心，暗中扣留或毁损，且需在国府通过一条议案，极麻烦费事。……弟以为此物如落入燕京之手，殊不佳妙，且闻有八千麻袋之多，将来整理明清史料必不可少之资料，……并闻李木斋亦藏有敦煌卷子甚佳者，秘不示人。”（1928年10月函）转年再次接连致信痛陈胸中积虑，唯恐重要文档落归外人。他说，“现燕京与哈佛之中国学院经费颇充裕，若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依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这是他对外人插手国史研究的担忧和愤慨。而后的书简，则在禀报情势变动和如焚心情：“倾于君道泉来云，在德人处见有转卖蒙文书一部，乃乾隆时续藏时（？）之一册，此书今所知者，只库仑一部。然此书在北京印行（今绝不见踪迹），诚世界之瑰宝也。但卖此类书人，
只愿意卖与外人，最怕中国人知。现无从得知何人持有此书，大约是蒙古王公府中仆人盗卖。弟托人暗中打听，如杏佛年内不肯拨款，李木斋又不肯让步，则以此款一小小部分（至多数千），亦可购得此奇书。……今遇此机会，但中国人必不能与外人竞财力，又不能以强力夺之，恐终无成也。”
经过陈寅恪过问，究竟多少文物得以挽救，如今似已甚难稽考。但阅其1929年3月1日致傅斯年信，却无疑能够肯定，晚清民初高官李盛铎（木斋）那批最让他牵肠挂肚的珍藏，确实已经收归国有：“此档案中，宋板书成册者，大约在历史博物〖馆〗时为教育部人所窃，归罗再归李，以后则尚无有意的偷盗，因其势有所不可。……李藏档案，天津有一部分，非特别请铁路局拨车运不可，……”至此，读者悬揣于胸的忧念终于打消。这也让人联想起十年之后的孤岛时期，郑振铎、张言永霓、张元济和何炳松等在上海，又一次为抢救古代版本而采取的行动。他们费尽心机在敌伪间的周旋，和与“哈佛燕京学社”的角逐，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纪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8月初版，407页，9.80元）。
《陈寅恪书信集》的编后记有言，称“寅恪先生的书信，都是随手写成付寄，向无存稿。”这无疑说明，汇集成编的二百数十封信，委实是不可多得历史见证。其中原藏台北傅斯年档案的77封信，尤其弥足宝贵。他们的特殊交谊（傅系陈表妹夫），使其信札更具家书意趣，展现出通常往来应酬书翰所缺乏的率直和坦诚。
近几年来，陈寅恪名字的读音，也在不断成为议论的话题。此次披露的书信中，与其牛津之行相关的有两通涉及他英伦之行，恰好都附列其姓名读音的拼写。1940年5月致牛津大学的英文信中，他的署名是“Tsch en Y in Ko h”；而在1946年2月19日致傅斯年的信中，所留通讯处为：“Pro f. Ch en Y in Ke（陈寅恪）C／o Pro f. H. C. Sh ao（邵循正）Ba llio l C o lleg e，O x fo rd，En g land”。他似乎没有自称“Ch en Y in Q u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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