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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五月，茅盾夫妇自重庆转道广州、香港回到阔别八年半的上海，有朋友腾出大陆新村六号这幢楼房二层的房间作为他们的新家。三十年代，茅盾夫妇也曾寓居大陆新村，与鲁迅先生是近邻。这次回来，正值“国民党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也对国统区的和平民主运动展开了血腥镇压。”（茅盾《我走过的道路》）鲁迅先生说过：“杂文与时弊俱灭”，要针砭时弊，熔犀利、锐敏、泼辣、睿智、深刻、沉重于一炉，“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的杂文确是最好的武器之一。茅盾先生在此住下后写的文章主要就是杂文，如《十五天后能和平吗？》、《下关暴行与人民最后的希望》、《对死者的安慰和纪念》、《鲁迅是怎样教导我们的》等近三十篇。同时，为向国统区人民介绍和宣传解放区的文学，他还写了像《关于〈吕梁英雄传〉》、《关于〈李有才板话〉》和《里程碑的作品———论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等一些“有意为之”的文艺评论。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初，茅盾夫妇应邀赴苏联访问，回国后他将在苏联交流讲学和沿途见闻用日记和游记形式写成了《苏联见闻录》，茅盾先生还根据英译本翻译了西蒙诺夫的剧本《俄罗斯问题》。同年十月，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加紧“戡乱”，从而引发了“浙大血案”及民盟被解散的事件，局势十分严峻，十一月，茅盾先生得到中共方面的通知离开了大陆新村，先到香港，一九四八年底，北上东北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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