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中国文化的一枝奇葩，西文ch in a，小写是瓷器，大写是中国，可见它给世界印象之强烈。历史已经很苍茫遥远了，大概8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懂得制造陶器，后来还把他们神奇的想象画在陶盆、陶瓶、陶瓮上，画上人面纹、鱼纹；画一只白鹳叼鱼，旁边还神秘地画上一柄石斧；有时还把陶瓶制成棒锤形，瓶口上塑成少女头。秦始皇兵马俑，是我们的祖先用陶器创造出来的世界奇迹。今存最早的原始瓷器，是公元前16世纪商朝遗址中的青釉原始瓷尊。到了公元2世纪的东汉时期，中国人已经懂得用高温烧成质地光润、敲之清脆作响的瓷器了。陶、瓷齐头发展，唐代创造了光彩夺目的“唐三彩”，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那时的墓地中出土的三彩骆驼载舞俑，驼架平台上载着五个胡人或汉人的舞俑，弹着琵琶拍起鼓，似乎在驮着丝绸之路的繁华梦。初盛唐时代的河南巩县给中国贡献了两个“名牌”，一个是诗人杜甫，另一个就是唐三彩。中国人把自己精神文化史的不少光芒，都投射到陶瓷制品的造型、设色和图样上了，使我们在看这些陶瓷精品时，仿佛在阅读中国人的心。
这次在桂林看到的，是明朝靖江王陵出土的300余件梅瓶，其数量之多、型制之富、图纹之妙，实在可以用得上“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后面“甲天下”三字，早已被国内外的一些行家惊叹为“精美绝伦”，“集明代梅瓶之最”。梅瓶创始于唐，宋代称为“经瓶”，小口短颈，丰肩圆腹，敛腰窄胫，有若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女。大概是它的口径秀气得只能容下一枝梅花吧，到了晚清改称“梅瓶”的雅号。出土的墓主靖江王，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洪武三年分封的十位藩王之一，是他大哥的孙子朱守谦及其相传的十一代十四王。他们建王府于独秀峰前，修王陵于桂林东郊的尧山，历有明一代270余年，形成了与北京的“明十三陵”相对应的“岭南第一陵”。这些梅瓶既然多为王族随葬之物，难免要描龙绘凤，龙有立龙、行龙、赶珠龙、抢珠龙，还有带翼的应龙，出入于烟波云海之间；凤有上翔风、下翔风、回头凤、站立凤，翱翔于云霞花木之中。有一幅矫龙戏珠、丹凤朝阳的图案，太阳中写有“日”字。颇有些双龙赶珠的主体图案下方，还绘有海马奔腾于海涛、山石、云纹之上，令人联想到《史记·平准书》的话：“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龙是有严格的等级规范的，五爪龙是皇权的象征，民间只能用三爪、四爪，偶
尔看见出自嘉靖、万历、崇祯三朝的三件五爪龙梅瓶，当是朝廷赏赐之物。到底有胆大妄为者，一只万历哥釉五彩梅瓶，通身绘上一升一降两条矫龙，龙身描红，须鬃皆绿，足为五爪。出人意料的，是升龙的一足竟画了六爪，就算是民间画工随意所为，但王族以之随葬是否也流露一点不安分？末代靖江王朱亨嘉在明末乱世，自称“监国”于桂林，也不是事出无因了。
哪怕你王公贵族，也难免沾染世俗信仰。这种情形，在明清时代愈益浓重。隋唐以前，陶瓷器纹样多带野性，商代的饕餮纹，春秋战国流行的云雷纹兽首装饰，从仰韶文化到三国东吴的青蛙纹和青蛙形制，东晋流行的鸡首壶，直到唐人在黄釉胆形壶上绘写络腮须胡服的胡人，手执荷花，左右蹲一张口、一闭口的双狮，乃至在青釉褐彩壶上写几句“一别三千里，来时未有期，明月来相照，无夜不相思”的相思小调，都令人感到一股民间的旷野气息扑面而来。明清一些精致的陶瓷制品，却多是厅堂书斋的摆设或清玩，官窑制度的引导，使这类制品经典化了，也模式化了。靖江王陵的不少梅瓶，都透露着“福寿情结”，绘有万字锦地纹、龟背纹，或寿桃纹。有的器物直书“天长地久”、“福寿长生”，南极仙翁、东方朔，尤其是铁拐李、吕洞宾等八仙祝寿的图案颇为流行。中国同音字多，以谐音转喻吉祥的方式比比皆是。比较精彩的是在荷花水藻间画悠然自得的鲫鱼（即鲋鱼）、桂鱼各一尾，转喻“富贵有余”，或在水草荷莲之间画鲶鱼、鲤鱼，取“连年有余”的谐意。宗教题材也被图案化或模式化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万历年间的一具青花梅瓶，肩部用如意万字锦地纹装饰，开光处是折枝牡丹花，肩下部绘一圈连贯如意纹。
这还不算奇，更奇的是胫部在海波飞云间绘四组八卦纹，腹部主题图案是缠枝莲托着佛寺中被称为“八宝”的吉祥供器：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罐、金鱼、盘长。如此图案纹饰，把儒、佛、道三教统合为一，显示了中国世俗文化的巨大包容性。
由于我近年潜心于古典文学与图画之关系的研究，对人物题材的图案倍加关注，而靖江王陵的梅瓶中也确有不少上乘之作。宣德年间的梅瓶的“仕女蕉叶题诗图”和“仕女扑萤图”，都诗趣荡漾，前者令人联想到唐朝韦应物的《闲居寄诸弟》诗：“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诸弟益相思。尽日高斋无一事，芭蕉叶上独题诗。”后者令人联想到杜牧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类图画虽然也有“状元游街”的庙堂气，但更多的是高士、名士的山林风。嘉靖年间一瓶，绘写宋朝林和靖在西湖孤山闲步，一僮相随，一鹤回顾，梅树横斜，写尽了他“梅妻鹤子”的适意风流。有一具众口交誉为“青花瓷器之极品”的宣德年间梅瓶，于青山平湖前，一侧绘儒雅官员骑马，前有抱琴童子引导去访友；另一侧也是儒雅官员，有差役挑着酒瓶、笼屉跟随着去寻芳。酒瓶与桂林土产的梅瓶极其相似，足证梅瓶兼有酒器、陈设和随葬品的多重功能，这种瓶中瓶的设计亏他画工想得出来。“携琴访友”是否采用春秋时期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知音之遇的故事？即便如此，这位俞伯牙先生也穿上明朝服装了。梅瓶上这种高士雅趣，摆在客厅、书斋，也可以在沉重的社会政治气氛
中给人留出一片精神的绿洲，在古今对话中净化心灵。我们见过故宫所藏明成化时代的斗彩高士图杯，上绘陶渊明爱菊、王羲之爱鹅。又见过上海博物馆藏的清道光年间粉彩人物图套杯，分绘王羲之爱鹅、李白爱酒、周敦颐爱莲。在桂林明代普通官员墓中，出土了题款是“大明万历年制”的四爱图梅瓶。腹部画面是群山连绵起伏，古树苍劲，荷莲鲜艳，小桥流水间有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俞伯牙爱琴、孟浩然爱梅四图，清雅别致，把古代高士的自然趣味和音乐趣味，描绘得沁人心脾。精巧的梅瓶，岂只是堪以装酒，其中还装着中国文人的情趣。
李商隐诗云：“八桂林边九芝草”。这位诗人是想不到桂林秀美山水之下，还会在后世埋藏着如此丰富的梅瓶艺术芝草的。秦始皇更想不到，他统一六国之后，下令凿灵渠而取桂林、象郡，这道灵渠沟通湘江和漓江，使景德镇的陶瓷精品源源不绝地运到靖江王府，隐隐然开出一条通向西南的陶瓷之路。这里出土的梅瓶之精，使我想到法国巴黎街头曾经出现的一幅巨型广告画，画面是一具修长的青花梅瓶，瓶口伸长放大，旁立一位穿着团花黄绸短旗袍的妙龄女子，站在高底黑木屐上，长发辫俏皮地飘起，俯首窥视瓶口。因中国与瓷器在西文中同字，喻意是“深入了解中国”。我们看了桂林靖江王陵出土的美不胜收的梅瓶，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趣味，不是也多了几分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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