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破除在“趣味观”上的阶级偏见。指出那些少爷出身的先生们往往以为他们自己的趣味“高贵”，而泥腿子劳动者们的趣味“低劣”，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茅盾写过一篇《论“低级趣味”》的文章，他说：“老牌的‘粗人’，或者也可以说是正牌子的‘粗人’———乡村的农民，倒大多并没有‘低级趣味’。他们的‘趣味观’也许带着点儿‘原始的’色彩，也许粗犷一点儿，但并不是‘低级’的。”他以为真正追逐与欣赏“低级趣味”的，倒是那些少爷们，破落户，地痞，游手，油头滑少之类。
其二，认为一个人的趣味跟他的身世、教养相关。指出各人的趣味不同，可以从各人的身世、教养、思想意识来加以解释；从每个人的活动方式可以推想出他的教养和思想趣味；趣味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批评观点和价值取向；好恶不同，当然对文学作品的趣味也就不同……
其三，提出创作需要有意趣。指出文艺作品的意绪、用词、表现方式要新鲜活泼，耐人咀嚼，耐人寻味。尤其是儿童读物的编著，要做到“明快，扼要，有趣”。
其四，抨击“低级趣味”。鉴于20世纪上半叶的旧中国文坛，一直有低级趣味的充斥，所以茅盾在许多文艺评论中，坚持不懈地批评文坛艺苑中的低级趣味。20年代，由他所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同仁对《小说月报》所实施的改革，就是旨在让刊物摆脱鸳鸯蝴蝶派的低俗文学趣味，使之成为表现新的民族精神的文学阵地。30年代，针对畸形的都市文化，对“托根在社会腐肉层”的“僵尸文化”“肉感文化”，那些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玉腿酥胸”“武侠迷信”的剧目与影片，给予了严厉的鞭笞。对那些“三角四角以至五角六角的恋爱作品”表示了深刻的憎恶。40年代，针对出版业中存在的所谓“生意眼”，指出市场上的“麻醉人心，鼓扬颓风，色情封建”等等书刊应当从严取缔。总之，从维护民族的、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茅盾对淫纵、贪欲的恶趣味的制造者和纵容者们，进行了长时期的坚韧不拔的斗争。
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大师，茅盾的趣味观，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与美学追求。他的许多关于“趣味”问题的议论，显示了异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联想到当代的某些文坛现实，不禁要问：三角四角以至五角六角的情爱作品风靡，“以迎合低级趣味为目的”的“宝贝”作家招摇，你们难道没有一点点愧对先贤、愧对民众的羞耻感吗？我们有理由呼吁：21世纪的中国文坛，应该成为社会健康的趣味观的培植者与维护者。
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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