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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休闲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美国《未来学家》杂志撰文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未来的社会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生变化。也许10－15年后，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发展中国家也将紧随其后。据美国学者预测，休闲、娱乐活动、旅游业将成为下一个经济大潮，并席卷世界各地。专门提供休闲的第三产业在2015年左右将会主导劳务市场，将在美国GDP中占有一半的份额。新技术和其它一些趋势可以让人们生命中50％的时间用于休闲。休闲的中心位置将会进一步突出，人们的休闲观念也将发生本质的变化。（以上引自《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对应人类生存方式的这种变化，休闲文化也蓬勃发展起来，成为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种重要文化形态和文化力量。出版将如何体认这种人类物质和精神上的变化？在“休闲时代”里，出版将向何处去？本刊安排的访谈文章，希望能够引起读者重视。
□采访人：扬西尘
■受访人：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文艺学专家、文化批评学者）
□：陶教授，您好！今天邀请您来，是想和您聊一聊有关休闲文化的几个问题。您是当今中青年一辈学者中搞文化批评的高手，我也知道您写过有关休闲文化的文章，这说明休闲文化已经进入您的视野。所以今天想就休闲文化特别是休闲文化与出版的关系请教您。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休闲？什么是休闲文化？
■：首先我要纠正一下，我不是文化研究的什么“高手”，我的专业是文艺学，研究方向主要是现当代的文学与文化思潮，只是在研究中比较多地引入了社会理论与文化研究的视角而已。如果说这就叫“文化研究”，那也可以。但是我印象中好像人们对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习惯理解是：其对象主要限于大众文化，其方法与文体比较随意，是不太讲究学术规范的、比较随意的那种文字。如果这叫做文化研究，那么，我的主要精力就不是放在文化研究上（虽然偶然也写一些这样的东西）。
另外我对于休闲文化或休闲文学更没有专门的研究，总共只写过两、三篇短文。所以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外行的闲聊。我觉得“休闲文学”、“休闲文化”都是非常歧义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简单说来，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休闲文化／文学，从题材上说可以指所有偏离重大主题、以生活中的琐碎事情、闲情逸致为主要对象的文化／文学；从功能上说，可以包括所有以休闲为目的的文化／文学。中国古代有很多这样的休闲文化与休闲文学。这个休闲文化／文学的定义的优点是涵盖面宽，缺点是没有历史感。狭义的休闲文化／文学则是现代社会、特别是消费社会中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类型，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今天媒体上成为谈论焦点的休闲好像主要是狭义的，这个热点话题的出现，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本身就是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生活方式、工作类型变化的结果。
□：上面您谈了对休闲文化的理解。我认为，对于休闲文化更深切的认识应该来自对于“休闲”的深刻理解。有人从不同角度定义过休闲：比如“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休闲是人的存在过程的一部分，休闲行为不止是寻找快乐，也要寻找生命的意义”，“休闲是一种理想”，“休闲是一种自我超越的状态，正是在休闲中，人性在潜在的转变中体现出对人的自我完善的引导作用”，还有人从时间的角度理解休闲，等等。那么，休闲究竟是什么？是一种生活方式呢，还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
■：你上面列举的这些休闲的定义基本上都是规范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定义，都带有价值评价的色彩，也就是说，它们把休闲界定为一种好的或理想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般中性意义上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或健康的休闲活动。人们在这样界定的时候，实际上是为这个词注入了理想的成分。我可以理解这种做法。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我还是倾向于把休闲界定为一个中性的概念，也就是人们打发闲暇时光的那种活动或生活方式。它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精神愉悦（这两者并不矛盾），但却不一定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或精神愉悦。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你不能否定通宵打麻将或玩电子游戏机会给很多人带来精神的愉悦或享受，但却不见得是健康的。
□：于光远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玩是人的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您觉得休闲与玩有什么关系？
■：中文的“玩”有很多意思，玩耍、玩弄、游玩、玩世不恭等，既有褒义的也有贬义的，当然更有中性的。可见玩与休闲一样，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我们应该提倡健康的玩。有些“玩”是不健康的，是对于本该严肃的事情不严肃的态度，比如，玩弄感情、玩世不恭等。与这种不健康的“玩”对应的是不健康的休闲。我体会“有文化”的玩恐怕首先就要健康。但是在一个多元宽容的时代，对于什么是“健康”、什么是“有文化”也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我们因而也要防止把“健康”、“有文化”界定得过于狭隘、单一、专横，把自己关于“健康”的理解强加给别人。要在多元宽容与基本的道德底线之间形成良性的互补关系。我觉得所谓“健康”，一要尊重人的尊严与权利，二要尊重生命。这也是健康的休闲的基本要求。我看到报纸上说现在有些中学生玩一种非常危险的所谓“死亡游戏”，就是通过外力促使大脑缺氧乃至窒息，在短时间内失去意识或产生幻觉，游戏者因此而体验到所谓生死之间的“临界快感”（参见《北京晚报》2001年3月21日）。医生已经指出这种玩法十分危险，是真正的玩命。健康的玩的最低要求应该是尊重生命、弘扬生命而不是相反。其次才是玩得有艺术水平，这是更高的要求了，不但要健
康而且要符合美的规律。我觉得高级的、有文化的玩是一种游戏，而游戏是要有规则、讲技巧的，有规则才有高低之分。最后是玩得有个性，根据自己的个人特点与需要来选择玩的方式，不要一味地被时尚牵着鼻子走。
□：如果从生活方式这一层面理解，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古人最识“休闲”三昧。什么“雪夜闭门读禁书”，“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之类，透露出一种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和对人生真谛的透彻把握，我觉得都是休闲生活的经典表述。您认为中国古人对休闲的理解如何？
■：我刚才已经谈到一些中国古代休闲文化与休闲生活以及它与现代的休闲文化的区别。我们见到的关于古代人的休闲生活的描述主要是限于古代的士大夫阶层。我的朋友黄卓越与党圣元主编过一本书，叫做《东方闲情》，介绍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消磨闲暇时间的各种方式，如抚琴、下棋、吟诗、作画／书、饮酒、放风筝、养花鸟以及游山玩水等等。但是一般老百姓———主要是农民的休闲方式我们很不了解。依据我自己小时候的记忆，农民在一年中除了农忙季节以外，大量的时间是空闲的，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士大夫那么会玩，由于经济条件以及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的限制，他们的“休闲”基本上就是闲着。我觉得闲着与休闲是不同的，闲着比较单调与被动，休闲比较主动、积极，而且是有花样的，是一种游戏性质的活动（游戏活动的本质是它必须有规则、讲技巧）。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是非常会玩的（就像他们通常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讲究玩的技巧、情调。另外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休闲比较追求闲情逸致，这种休闲生活就像中国的山水诗、文人画一样，比较偏向于平静、安逸与恬淡。在一个躁动的现代社会，它对于调节生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这是与中国文化的局限性、与中国人的人生理
想特别是养生哲学的局限性相关的。中国人的养生之道里面有我非常不欣赏的成分，这就是它不是强调通过积极的、外向的、高强度的、甚至具有冒险性与进攻性的活动来达到强身健体（也是一种养生？）与锻炼意志的目的；而中国人养生好像更强调“内敛”，强调守住自己身上的能量不向外耗散。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保守的养生方法。
□：说完了古人，让我们再来对现代人的休闲生活品评一番。唱卡拉OK、打保龄球算休闲吗？钓鱼、游泳算休闲吗？泡吧、上网算休闲吗？似乎现代人的休闲总是跟时尚和高消费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您觉得现代人对休闲的理解如何？现代人的休闲生活质量怎么样？
■：我刚才说了，狭义的休闲是一种现代现象。由于生产力的大解放，产业结构的调整，现代人当中越来越多的部分从事脑力劳动（不一定是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研究或文艺创作），知识经济大约也可以说是脑力经济。体力劳动越来越被机器替代，而且工作时间大大缩短，休假时间越来越多。这样，休闲就成为人们———不是少数精英，而且包括相当数量的普遍人，这是与古代的一个重要区别，说明它是与整个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的生活内容，休闲产业／经济也随之出现，并呈现越来越迅猛的发展势头。这也是与古代不同的。古代的休闲从来没有成为一种产业出现。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休闲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紧张，而特定的生产劳动方式与工作方式决定了特定的紧张类型。传统农业社会以及工业社会初期大部分劳动者的紧张表现为体力上的劳累，而不是精神上的压力。缓解精神压力在那时不是休闲的主要目的；而现代人的劳动越来越脑力化，其紧张的类型也大多是属于精神上的紧张或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其缓解的方式经常恰恰表现为消耗体力，通过消耗体力达到放松精神的目的。现在的许多休闲活动，比如“蹦迪”还有你提到的打保铃，等等，就是非常消耗体力的。有些甚至可以说是“花钱干体力活”（比如爬山、健身）。这种缓解精神紧张的需要也导致了现代的休闲文化趋向于感官化、图像化与平面化，它必须是轻松容易的，而不是深沉艰难的。比如我是一个大学教师，工作的时候总与人文社会科学经典打交道，如果在休闲时还看经典，这不成了“继续革命”了么？与缓解精神紧张的宗旨就背道而驰了。所以要看一些平面化的东西，图像化的东西，没有多少深刻性的东西。这大约是大众文化兴起的重要原因。大众文化差不多就是现代的休闲文化。
至于你说到的休闲与时尚、高消费的关系，我觉得休闲与时尚的确是关系紧密，原因很简单。第一，在现代，休闲是一种产业，而产业当然离不开时尚的引导，离不开广告。第二，休闲是一种特殊的消费（不一定是高消费），而消费也是离不开时尚与广告的。这就带出了现代休闲的一个问题，这就是：由于现代的产业是被规划的、制度化的，因而现代的休闲常常也是“被规划”的，它被纳入了现代文化产业的体系，是制度化的，被列入了议事日程。比如文化产业为我们提供的休闲项目并不是无限多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是由消费者自己决定的，你只能在文化产业部分为你提供的有限的几个休闲项目中进行选择，而你的这种“选择”实际上又是被制造的，因为人类的许多需要本身就是被制造的而不是天生的。在这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观点具有借鉴意义。许多新鲜刺激的休闲项目，比如蹦极，跳伞，如果没有文化产业界那些“点子大王”的灵机一动，你怎么相信人会有这样的休闲需要？这种情况导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休闲的雷同化、机械复制化，没有了个性。大家都被时尚引着走。
□：我赞同您对休闲和时尚关系的看法。我觉得一般人对休闲有种误解，即能否过上休闲生活和休闲生活的层次如何已经成为身份与地位的区别了，我觉得休闲最终应该指向人生的意义和人类的幸福，幸福才是衡量休闲的标尺。您怎么看？
■：同意你的看法。我们不能否定现在有许多休闲方式是少数大款的专利（比如开着自己的小车周游全国），是要以金钱为后盾的，一般人可望不可及。但是休闲的质量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个人感觉的问题，是否真正达到了身心放松、娱性冶情的目的（或你所说的“幸福”），只有自己知道。通过休闲活动的外在特点（比如是打高尔夫还是打乒乓球，是一个晚上上千上万元的高消费还是几十元几百元的低消费）在划定休闲的层次或休闲人的身份，是一种暴发户心态，真正的有修养的阶层（包括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对此是不齿的。如果硬说身份，这倒是真正的丢份的事情。但是同时我们也得承认，休闲的质量与经济基础是具有一定关系的，同样的文化水准的人，经济条件的变化当然会影响休闲质量的高低。我想大概谁都不会说挤公共汽车一身臭汗去香山比自己开小车去更体现休闲的质量，更人性更人道。在这个问题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都不可取。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就有“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条。人们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空前高涨。在国家政策方面，已经把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与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相提并论，认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一个国家的整体文化系统中，休闲文化占据一种什么样的地位？
■：健康的休闲文化是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一个民族的休闲方式、休闲文化是否健康，与一个民族的其他文化活动一样，是该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甚至是更加重要的标志。就像我们观察一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与其看它的高楼大厦的数量与高度，还不如看它的角落是否干净一样。
□：我是搞出版工作的，我想着重请您谈一谈休闲与出版的关系。对生活稍有敏感的人，不难感受到休闲生活和休闲文化对出版的巨大影响，但是，这种感受多数还没有上升到一种理性的认识。请您从一个文化批评学者和一个普通作者的角度谈一谈，休闲与出版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在一个市场导向的社会，图书的出版本来就受到读者需要的影响乃至支配，既然休闲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部分，成为一种文化产业，那么，出版当然不能无视读者的休闲需要，不能不出版大量休闲类的图书。出版工作者以及知识分子所能做的是引导此类图书的出版而不是笼统地否定。我体会休闲类图书就是指那些没有重大的社会政治主题，文体上比较轻松的那种图书。随着人们的休闲需要的增长，这类图书数量的上升恐怕是非常自然的。
□：从传统的意义上讲，出版物的定义是进行文化积累和知识传播，这显然没有把休闲出版物的功能概括进来。但现在文化市场上却出现了大量的休闲出版物，包括休闲图书、休闲杂志。您怎么看待这些休闲出版物？传统的出版物概念是否需要扩展？
■：把休闲类读物排除出出版物的范围，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其实历史上的出版物也从来或几乎从来没有彻底排除休闲类读物（比如在我的记忆中，即使文革时期也还有各种小人书，它们是否是一种休闲读物？）。既然出版物的定义是文化积累与知识传播，那么休闲文化当然也应该属于出版物的范围。它也是一种文化与知识的类型。我们不应该把文化与知识理解得太狭隘（你我在对“文化”与“知识”的理解有所不同）。当然，休闲类出版社只能是出版物中的一部分，不可能是全部。就像休闲生活只能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一样。
□：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说，“增长知识”和“休闲”是截然分开的。我记得有一次开会，一位有名的女作家说她从来不读出版不超过50年的书。我虽然不是那么偏激，但在“增长知识”方面也主要选择一些经典著作来读。当然也有我爱读的休闲读物，比如高阳、二月河的历史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虽然不是高级白领或经理阶层，也爱看《新现代画报》、《时尚》、《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这类的所谓白领杂志。那么，在您的阅读生活中，有没有休闲读物，是什么？
■：在这一点上我与你可能有区别。我在读休闲读物乃至在看休闲类的电影电视的时候，也常常同时不自觉地积累了一些知识，当然一般情况下这样积累的知识不是非常专业化的知识，而是生活、人生方面的，也有科普或其他方面的。人在休闲的时候可能不是存心地要获得知识，但是如果我们把“知识”理解得宽泛一点，那么，非专业的、学术化程度比较低的、表述不太讲究学术规范的，也都是知识。这些知识常常是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是更加经验性的，但是它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发挥的作用非常大。另外，我常常发现即使在最没有理论或学术色彩的读物中，也会发现一些与专业相关的东西。比如我在看报刊的时候比较注意看广告，久而久之发现广告中有一些我们平时不怎么留心但非常重要的东西。结果产生了对广告进行文化研究的念头。现在我正在给《中华读书报》写一个小小的系列文章，取名“歪读广告”。
我个人一般在周末或平时的茶余饭后看一些休闲类读物，范围非常广，类型也非常杂。但总的说来，我在选择读物方面有些走极端，一类是非常艰涩的专业书，大多是中外的经典名著，还有一类是非常感官化的、刺激性的，不用脑的。我不太喜欢那些“中间读物”，我指的是那些把哲学书中的所谓“人生智慧”加以通俗化的东西。我觉得它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读起来在感性和理性上都不过瘾。
□：能否透露您最近一段时间或现在手边正在阅读的休闲类和非休闲类的读物具体名字是什么？
■：我正在看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现场》丛刊，我觉得它办得非常好，是一些没有经过理论家筛选与过滤的毛茸茸的生活原生态。另外我这几天晚上在看《笑傲江湖》。
□：在作家当中，我知道陈村爱上网，徐坤爱足球。您生活在大学校园这座象牙塔中，您的学者朋友和同事，也都是高级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休闲生活现状如何？对一般人来说，多少有点神秘。能不能透露一点？
■：其实学者们的休闲生活也五花八门，有爱看电视的，看电视中的又可以分为看足球的，看肥皂剧的，看武侠的等不同类型，也有爱下棋的，也有爱跳舞的，有爱体育活动的，有爱养花养鸟的。很难一概而论。我觉得学者的生活其实并不神秘，与普通人差不多。只是因为分工的关系，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我不太喜欢有“高级”这个词，因为好像还有一个低级的知识分子似的。在价值评价上说，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之间以及知识分子内部都不存在高级低级之分）在书斋中读书写作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时间，这使得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一般人有区别。其实这是一种遗憾。一个人的兴趣是多方面的，知识分子也一样，因为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所以只好牺牲自己的许多兴趣专心于自己的专业。这是现代性的弊端之一。
□：您对休闲与休闲文化的理解和阐释，许多观点值得我们出版人思考。当今出版界号称选题穷尽的时代，每年出书14万种，新版书也有7万种。您觉得出版在休闲文化领域还有多大用武之地？能否出几个选题，给我们指指路子？
■：出版物原来是休闲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现在由于电视等传媒的普及与冲击，出版物在休闲文化中的份额似乎下降了。说到选题，“指路子”我是不敢当的。我感到现在针对所谓“中产阶级”或“白领”（这个词只是姑且用之，歧义很大）以及中少年儿童的休闲读物比较多，而社会其他阶层（比如农民、老年人）似乎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另外，有人说今天是“读图时代”，图像成为文化、当然首先是休闲文化的主要载体。出版物也出现了图像化的趋势。现在出版了不少比较好的图像化的休闲出版物，但是也存在滥用图片的倾向，过于急功近利，对于图片的选择与印制质量还注意不够。
□：限于篇幅，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非常感谢您！您上文提到的“歪读广告”系列文章，我拜读过两篇，觉得很有意思，用文化理论解读广告，牛刀杀鸡，痛快淋漓。希望您今后能分配一点时间和精力在出版物市场上，来个“歪批图书”“歪侃杂志”什么的，从另一个角度给出版工作建言，怎么样？■：我倒是很想这样做，只怕是没有时间。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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