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科普工作就跟我国的科学工作一样，起步晚，和别人有差距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应该吸收别人的好东西，把当前科普工作的重点放在引进上。以此来扭转我国科普工作中存在的只关注科学技术具体知识普及的不利局面。最近看一本书，乔纳生·威诺的科普名著《与鸟为伴——加拉帕格斯群岛考察记》（书的原名是《鸟喙》）。该书用流畅的语言把枯燥的野外考察写得有滋有味，使人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确实难得。相比之下，国内的许多科普书往往寡然乏味，流于空泛。一般格式是先讲一段某某科学家的生平简要，接着说他做过什么重大发现，最后产生了什么重大影响。如果你还想知道些别的，对不起，恕不奉陪。简直就跟说明文一样。
我国的科普工作就跟我国的科学工作一样，起步晚，和别人有差距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应该吸收别人的好东西，把当前科普工作的重点放在引进上。以此来扭转我国科普工作中存在的只关注科学技术具体知识普及的不利局面，使我们的科学普及工作向着“公众理解科学”的方向转变。就笔者自己的理解而言，“公众理解科学”意味着重点要公众理解以下几个方面。一、不仅要理解具体的科学知识，还要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要理解科学知识的发展史。二、不仅要了解科学家，还要了解科学家们的精神风貌、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三、不仅要知道科学的积极作用，还应该知道科学不是万能的，它是有局限性的，有时还会给我们人类带来估计不到的负面影响。四、公众应该了解科学的本质，把科学和非科学，科学和反科学以及科学和伪科学作出区分。在我国现阶段，重点是要让公众把科学和众多形形色色的伪科学作出区分，提倡科学反对伪科学。五、改变科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单调形象，使公众意识到科学并不只是白大褂和瓶瓶罐罐，科学更重要的是一种建制，是一种文化。科学是丰富多彩的，公众应该理解的也不只是以上几点，但是这几点应该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难普及到的。所以，从长远来看科普工作
应该向这方面靠拢。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和江西教育出版社的“三思文库”系列都是科普方面好书，他们都走在了科普出版方面的前列。这说明了我国的科普工作者已经意识到了科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努力在实践中予以纠正。
另外，我还想谈一下《与鸟为伴》的翻译问题。田氵名在本书中说到，finch，有人将其翻译成“鸣雀”，有人翻译成“鸣禽”，有人则翻译为“莺鸟”。在我国没有这种鸟，他认为翻译成“莺鸟”比较合适，因为前两者是泛指，不像是特指。这个翻译比较贴切。全书主要是说达尔文进化论的，译者将其全部翻译成演化论。其实，进化论在我国更多地被赋予了线形进步的色彩，因而与真正生物学意义上的演化理论有所出入。所以，在我国把Evolution翻译成演化论较能减弱它的主观色彩，有可取之处。但是，在此书的第103页，译者将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翻译成《演化和伦理学》就有些不妥。因为严复最早翻译赫胥黎这本书的时候是把它翻译成《天演论》，《天演论》早已天下尽知，不如就用严复的译法，况且也不改变其理论之客观性。
此外，译者还改变一些通用的译法，采用自己的音译或意译，笔者认为或有不妥。如在全书作者把达尔文考察时坐的Beagle号翻译成“猎犬号”，虽然其英文原意是专指猎兔狗，但大家已经约定俗成翻译成“贝格尔”号，没有必要再意译，否则会给读者产生误导，以为达尔文又做过一次考察了。还有，如把林耐翻译成李内（P28），赖尔翻译成莱尔（P32），沃森翻译成瓦特生（P266），《等待戈多》翻译成《等待哥多》（P122）。
此外，译者还有一些不采用通用译法而自己翻译的情况，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其实，这都是一些常见的通用译法，在一般的教科书或者词典上都能查到。也许译者是想采用一些新鲜的译法，或者认为通用译法不妥。但既然大家已经把这些专有名词固定成一个个的通用译法，也就没有必要再采用其它的译法，以防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美】乔纳生·威诺，王晓秦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19.6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