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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针对抗战时期革命文艺工作和文艺思潮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和倾向，经过与在延安的文艺界许多同志交换意见和数月的调查研究后，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址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下的会议室。自当年的5月2日至23日，共举行了三次会议。
在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引言》。接着是大会发言。“发言是踊跃的、热烈的，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有，而且有争论。”（何其芳《记〈延安文艺座谈会〉》）5月23日下午，朱德总司令发言后，摄影家吴印咸邀请大家到会场外，趁着西斜的阳光还未消逝，留下了珍贵的合影。晚上，会议继续进行。画家罗工柳曾深情回忆道：“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最后一个晚上，到会的人太多了，会议就移在院子里开。院子里用三根木棍子支起了一盏汽灯，我在汽灯下席地而坐，毛主席就坐在我跟前。”就在那天晚上，毛泽东用他特有的既通俗生动、又透彻睿智的语言，就文艺作品给谁看、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为什么人服务、如何了解人熟悉人、普及与提高等问题以及文艺的发展规律，发表了他那著名的《讲话》：“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延安和敌后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便纷纷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投身到火热的人民斗争的生活中，进而相继诞生了大量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如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王大化等创作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陈荒煤等编剧的《粮食》、贺敬之等编剧的《白毛女》、古元的版画《减租会》、柳青的小说《铜墙铁壁》、欧阳山的小说《高干大》、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等等。当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除了中央领导同志外，还有欧阳山、何其芳、柯仲平、陈荒煤、舒群、阿甲、丁玲、草明、曾克、白朗、罗工柳、严文井、张庚、力群、罗烽、王朝闻、艾青、周扬、刘白羽、蔡若虹、王大化、林默涵、公木、于黑丁、曹葆华、胡绩伟、马加、周立波、吴伯萧、范文澜等近百位文艺家。
今天，重温这些作品和名字，仍令我感到亲切并对他们充满敬意。记得古元同志讲过这样一段话：“延安，是我常常怀念的革命摇篮。抗日战争年代，我在延安生活了七年，在我的生活中，七年虽不算长，但对我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确立，以及我后来的思想、艺术道路，有着决定性的深远的影响。离开延安很多年了，但不论什么时候谈起延安，总是感到无限亲切。”这朴素的话语可以说凝聚了老延安文艺家们对自己文艺的摇篮、故乡的一往情深。我珍存着几位老延安文艺家在这幅画于1997年的《讲话》旧址写生旁的题词，它们是罗工柳的“延河水长流”、蔡若虹的“故土难忘”、华君武的“我的革命文艺生涯是从这里开始的”、刘白羽的“我的心灵在延河”、古元的“从这里走向世界，这里照耀着世界”……时下，不时听到有人说他们已不合时宜，但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的纷繁变幻中，人们逐渐发现许多“诗歌读不懂了”、“画展是圈里热闹圈外寂寞”、“影视题材咋离百姓越来越远”，因而有有识之士疾呼：艺术，艺给谁看？人们不由开始深思：“还要‘熟悉生活’”、“青年作家应关注时代风云”、“创作要贴近九亿农民”、“粘着泥巴写乡亲”、“莫忘‘旧毡帽朋友’”、“且将下乡作还乡”、“生活·时代·使命感”等等话题又被重新提起，我想，这不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和文艺工作者对延安文艺传统和精神的呼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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