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学术腐败，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是言过其实了。就是说，学术腐败还不是突出问题。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看来，商界可以搞打假，但学术界就不能如此。持这种看法的，形成书面文字并公开发表出来的还不多，但在私下或会议讨论中却常有人提及，这说明这种观点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确实，学术界与商界不同。商界的假冒伪劣及其危害，不用说专家学者，就是普通民众，也对之深恶痛绝。所以，每逢一年一度的“315”消费日，人人心花怒放，因为这是中国的消费者最扬眉吐气的一天，也是制假贩假者最胆战心惊的一天。正因为如此，商界打假，尽管不可能根除假冒伪劣，但毕竟已经深入人心，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行为、政府行为，甚至是一种国际行为。在商界打假，如王海，尽管也遭到一些非议，但他毕竟受到广泛的欢迎，甚至成为大红大紫的社会名人、明星、英雄，名利双收。可是，在学术界呢？
在学术界，完全是另一种情景。以我熟识的伍铁平教授为例，如果不是仗义执言，如果不发表那篇《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的学术评论，如果他躲进书房著书立说，那么，他至少不会招惹出莫名其妙的所谓名誉权官司（有关细节，详见于全有：《学术界究竟有没有“骗子”？———对语言学界第一大诉讼案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界》，2000年第1期）。就是因为这场官司，伍先生不仅花了两万多诉讼等费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还白白搭进去了两年之久的宝贵时光，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尽管最终以原告事实上的败诉告终，而且也进一步使弄虚作假者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也使伍先生“心力交瘁”（详见伍铁平：《模糊语言学》“自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初版）。
如果说王海在商界打假是一种经济行为、且名利大丰收的话，那么，伍铁平在语言学界打假获得了什么呢？从狭隘的功利的角度看，伍先生可谓“一无所获”，因为这只是一种学术行为。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时间是伍先生最大的损失，而且是无可挽回。但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伍先生的学术打假，反映了一个学者的良心和正义感，体现了学术的良知和精神，这是一个老学者的无私奉献。
有人可能会说，别人作假，与我何干？为什么要去管那种与自己无关的“闲事”呢？
的确，就某一个具体的人来讲，学术腐败可能与他无关。但是，假如扩而大之，放眼整个中国学术界，情况就绝然不同了。因为，你也好，他也好，我也好，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学界中人，都是中国学术共同体的一分子。换一句话说，不管情愿与否，我们事实上都在中国学术界这同一艘“泰坦尼克号”上。我们在经济上的造假贩假已使得中国的形象大受影响，同理，假如在学术上的假冒伪劣也得不到遏制的话，那么，中国的学术界将以何种颜面去面对国际学术界？又将如何向我们的子孙后代交待？
提出这两个疑问，当然是属于“瞎操心”。可是，如果我们冷静下来，心平气和，就可以发现这又并非完全是杞人忧天。就拿抄袭剽窃这一最为人所不齿的学术丑闻来说，单是在媒体上已经公开披露过的著名学术机构，至少可以举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四川大学、河北大学、西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而且，这个令人汗颜、不光彩的名单很可能今后还会继续扩大下去。在这个花名册中，固然有一些牌子一般的高校，但叫人尴尬的是，其中大多数更是名牌学府，如既有国家正在重点投资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如北京大学），也有国家倾斜投资建设的“世界高水平大学”（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面对这个花名册中的“国家队”性质的名牌学府业已暴露出来的严重学风问题，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声称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至于有的人用“学术警察”来挖苦、讥讽、嘲弄那些不计个人得失而进行学术批评、学术打假的学者，恕我直言，如果这不是别有用心，那很可能就是变相地助纣为虐；如果不是过于聪明，就很可能是糊涂透顶。道理并不难理解；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是谁害怕警察？又是谁痛恨警察？撇开那些警察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和害群之马不论，害怕警察、痛恨警察的往往正是那些小偷小摸者、违法乱纪者、杀人越货者、乱闯红灯者，等等，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可能对为民除害的警察又恨又骂的。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总会有那么多人对学术腐败者满怀仁慈之爱、宽容之心而对那些学术打假者却冷嘲热讽呢？
值得重视的是，把批评者称之为“学术警察”、“学术宪兵”的并非名不见经传之辈，而是目前在学术界非常活跃、声名远播的教授（其中一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另一位是四川大学的教授）。著名文史学者、北京大学吴小如教授曾写过一篇题为《学术规范与“学术警察”》的短评《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4月14日），针对有人在学术讨论会上一再要求学术批评者“应当有宽容的精神，……不要用‘令人吃惊’、‘常识性错误’之类的字眼……不要充当‘学术警察’、‘学术宪兵’”的论点，老先生感慨道：这“是否对‘批评者’要求得太多，而对于‘学术研究者’却没有做出什么规范性的要求”；假如对一篇学术论文或一篇普通文章中“令人吃惊”的“常识性错误”提出批评“就成了‘学术警察’”，“那我希望这样的‘警察’最好能多一些。”即使如此，吴老接下来的议论可能还是更为叫人深思：“单靠人微言轻的极少数人，在积重难返的不良学风下干这种近于吹毛求疵的闲事或蠢事，真有点如‘螳臂当车’，‘多见其不知量也’！”八十多岁的吴先生曾自称“近些年来就常常干这种蠢事”，所以，他的这些感慨和评论决非无病呻吟。应该说，事到如今，还得专门为学术批评正名、为学术打假正名，这一现象本身就很值得玩味。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当看到网友杨选先生提出“有良心的学者联合起来，打击学术腐败，形成集体的力量”的主张时，我确实深感欣慰。杨选还评论说：“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检讨一下我们自己：我们作为知识分子，身上是否有中国文化中那种消极的、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劣根性？而应当继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每个人出一点力，比少数人牺牲要强。”我相信，吴小如先生也好，伍铁平先生也好，或是其他致力于学术批评的专家学者也好，如果能看到杨选网友的评论，肯定也会点头称是的。
我有一个很固执的看法（也很可能是偏见、成见），即目前的学术界之所以乌烟瘴气，在很多情况下之所以正不压斜，学风文风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应有的改进，学界抄袭剽窃丑闻之所以不绝如缕，学术腐败现象之所以愈演愈烈，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术界的“明白人”太多，“好人”太多，“和事佬”太多，“东郭先生”太多，“浑水摸鱼”者太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埋首于自己的专业研究，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两耳不闻窗外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管“闲事”、不干“蠢事”，那么，学术界肯定将会继续烂下去。一个人的专业成就，当然是学术生命之所在，但学者之所以为学者、学术之所以为天下公器，那么，是否在“独善其身”的同时也应当“兼善天下”呢？
如果，哪一天“学术腐败”一词再也没有人提起；如果，今天的“学术打假”者终于有一天全部“失业下岗”；如果，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再也不需要有人为之奔走呼号；那么，中国学术界灿烂的春天就一定会不期而至了，中国学术共同体就一定可以昂首屹立于国际学坛了；作为中国学术界的一分子，包括你、我、他，人人也就可以光荣、自豪、自信而无愧于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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