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物之所以需要“穿靴戴帽”，并非只是交代编辑事务，而是让主持其事者得以阐述自家的学术宗旨。像1955年钱穆创办《新亚学报》时之大谈“考据与义理不可偏废”，1994年王元化创办《学术集林》时之提倡“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都是针对特定历史情境和文化传统。此类“有感而发”的议论，既“济世”，也“自律”，往往成为世人褒贬刊物的口实。可有一点，想得到的，不一定办得到———个人著述尚且如此，更何况集合众家之作而成的学术集刊。
可话说回来，有想法总比没想法好，即便有“高自标榜”的嫌疑。不是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吗？一出场就十分低调，固然可避名不符实的讥讽，却未免有推卸责任之嫌。明白这一点，读者对于主编写在刊物前后的文字，也就不必太认真、太苛求了。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相情愿的“独白”。
十年前创办《学人》，开篇就提“学术规范”；十年后重做冯妇，我更愿意谈谈“有情怀的专业研究”。不是说事过境迁，中国学界已经走向成熟，没必要再谈属于职业道德和基本训练的“规则”问题（近年报刊不断披露“愈演愈烈”的抄袭事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可见这问题远未得到解决）；而是心态变了，不再有登高一呼的愿望，更多的是自我反省———对于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且有志于学的人来说，什么样的偏见和陷阱最值得警惕。
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称顾、黄、王等清初学者的著述虽有粗疏处，但“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而后来的“正统派”则追求“为学问而学问”，“喜专治一家，为‘窄而深?的研究”。梁本人的趣味明明近于前者，但在书中却对后者的治学路径大加赞赏。为什么？并非论者矫情，而是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完全忘情世事，不食人间烟火，学问难成其大；可过于牵挂时局，左顾右盼，无法一意孤行，也就谈不上探骊得珠。这里不牵涉研究工具是否发达、学术范式如何变迁，而是指曾让20世纪中国学者辗转难眠的“志”与“业”、“情”与“思”、“政”与“学”之间的矛盾与纠葛。很难说哪一种选择更值得称道，只能是移步变形，对症下药。
随着专业化思想的深入人心，治学者必须接受“系统训练”，这已经成为共识，而且正在迅速落实。我担心的是，“专业主义”一旦成为塑造我们思想行为的主要力量，会对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合规矩的“奇思妙想”造成极大的压抑。越来越精细的学科分野、越来越严格的操作规则、越来越艰涩的学术语言，在推进具体的学术命题的同时，会逐渐剥离研究者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对于人文学来说，这个代价并非微不足道。既投身“专业化”大潮，又对“正统派”之得失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以为是必要的。
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依德（E.W.Sa id）曾抱怨“今天在教育体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而研究文学时，“专业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以所谓的“业余性”（am a teu r ism）来对抗专业化大潮，在中国人看来，或许不如“博雅”的说法更精确。与此相关联，我希望以“情怀”来补充“规则”的缺失。对于训练有素的学者来说，说出来的，属于公众；压在纸背的，更具个人色彩。后者“不着一字”，可决定整篇文章的境界，故称其“尽得风流”，一点也不为过。没必要借题发挥，也不是以史为鉴，在选题立意、洞察幽微中，自然而然地调动自家的生活经验，乃至情感与想象，如此“沉潜把玩”，方有可能出“大文章”。我以为，纯粹的技术操作并非理想的学术状态。尤其是谈论20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思想、学术、文学、教育等，今人的长处，正在于其与那段刚刚逝去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容易“体贴入微”。
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曾表白要以学术的方式，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精神及文化建设。了解北大的历史传统及其现实处境的读者，当能明白此话背后隐含的学术意识与人间情怀。《现代中国》的创办，希望能部分落实当初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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