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冬，我随山东大学的孙昌熙、韩长经先生到北京送交《故事新编》注释稿，住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
一日，听“鲁编室”的同志讲，为了加强《鲁迅全集》的注释和出版工作，新成立了由林默涵等5人组成的领导班子。其中就有广州来的秦牧。过了几天，又听说秦牧就住在我们隔壁的一个小单间。得知这个消息，我异常兴奋，几次想登门拜访，但又怕打扰秦牧的工作和休息。
我为什么想要见秦牧呢？“文革”以前，我在一所中学教书。我非常喜欢秦牧的散文，作文讲评课上，我还组织学生阅读。《艺海拾贝》《花城》曾给我和学生们带来多少欢乐和启迪啊！谁料到，“文革”骤起，我却遭到大字报的围攻，“罪状”就有“吹捧黑帮作家秦牧，毒害革命后代”，我被扣上了“资产阶级毒草贩子”的帽子。对此，我感到莫大的委曲，但心里一直就不服！……而如今，我与秦牧就仅有一墙之隔，近在咫尺！
一天晚饭后，我终于敲响了秦牧宿舍的门。秦牧把我让进屋，还不等我自报完家门，他就连声说“请坐，请坐”，并亲自为我沏茶，说：“你是北方人，没喝过岭南茶吧？来，品尝一下！”我的拘束感立刻就消除了。
秦牧首先向我了解《故事新编》注释的经过，接着就说他这次借调来京，其实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我向他倾诉了“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他却只字未提自己遭受到的更严重的迫害。沉思片刻，他对我说，恶梦幸好已经结束了，向前看吧！要使惨痛的历史不再重演，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加强法制建设，实在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啊！
后来我们谈起了教育工作和儿童文学。秦牧很高兴地告诉我，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桂林也教过中学，他和学生一起走向街头，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和学生一起钻防空洞，躲避敌机的轰炸。当时的生活物资虽然匮乏，但是大家对胜利都充满了信心，那段教师生涯令他终生难忘。秦牧非常敬佩冰心和张天翼，因为他也是读着他们的书长大的。他成了作家之后，每逢见到冰心和张天翼，总感到特别的亲切。有一次，他像一个淘气的孩子，问冰心道：“冰心同志，我叫你阿姨好呢，还是叫你大姐好？”冰心回答得很痛快：“随你的便！”秦牧告诉我：“我倒真愿意叫她阿姨呢！”谈到儿童文学创作时，秦牧道：“叶圣陶先生说过，最适于写儿童文学的人，就是学校里的教师和辅导员了。”他的眼睛深情地望着我，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热切的期望和鼓励。他说：“眼下，我们都要少说多做———各尽其能吧！今后倘若有时间，我一定为孩子们多写童话或散文！”
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他看了一下表，说：“今晚8点我要到和平宾馆去会一位朋友。以后有时间，你一定再来聊啊！”
我拿出随身带的笔记本，请他签名。他写下了简短的两句话：
姜伟光同志：
很高兴地和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谈了一次，祝你在工作上取得更大成绩。
秦牧1977.12.10
在后来的一个多月里，我们经常在走廊上或食堂里相遇，彼此会心地一笑，就算是打了招呼。那时大家都很忙，被“文革”耽误了10年的许多事情需要我们赶紧去做。能跟秦牧交谈这一次，我已经知足了。
几年之后，我在青岛不断读到秦牧的童话和散文新作。他在《巨人》一书中，对小读者说：“你们的精神食粮应该摆满一桌子才行，而我这本小书，就算是一粒小瓜子吧。”我仿佛又看到了他那铜像般的身躯，仿佛又听到了他那爽朗的笑声。
在我的心目中，秦牧永远是一个善良刚毅、平易可亲的作家，一个用勤奋来实现自己诺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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