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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我带着我爸妈的洋女婿回国省亲。对于我结的这个“洋婚”，我父母始终没有明言的赞同与反对。他们的内心独白大概是：“难道这是真的？”
爸妈离异后，各居南北二京。事先已想妥，这个家庭政治平衡可不能玩砸了：南、北两京城我跟洋女婿得各住8日；一处多住了，怕是会有厚此薄彼之嫌。我是无所谓：我整个这个人是父母美德与恶习的集大成，我根本没意愿对二老择出亲疏。只是洋女婿有意见，他认为北京大而物博，自然该大住；南京呢，小住为佳。我说：“你要想当好中国人家的女婿，第一步就是听我的———我是说在中国境内。”
在上海吃了几天黄鳝，挤了几趟淮海路，乘火车北上。一路看，“正是江南好风景”。车倒舒适，有空调，有昂贵的无锡排骨和可口可乐。到南京太阳将才落进长江，剩的就是热。那个热像往身上裹一层热的胶膜，想往下揭它，又知揭不掉。
妈妈显然才去了发廊，头发刚刚出笼。跟我握手时，眼睛不断去看洋女婿，潜台词是：这回噩梦成真了。
“住处给你们安排好了———住晓明丈人家。”我妈说。
晓明是我继父的儿子，当下随父母携老婆南迁，在深圳开公司，说是苗头不错，一时回不来南京。
洋女婿马上道谢，但表示他宁愿住旅馆。
我用英文温和地请他闭嘴。“妈，恐怕不方便。”我说。
妈说：“哎哟，我提前三天就把房子清扫干净了！”
顾虑到妈妈那三天汗流浃背的清扫，我们答应去住。省一笔旅馆费也乐得。妈说那房子的客厅装有一个窗式空调，哪里还及不上旅馆？算不上三星，二星一定够格啦。淋浴也有，就是水势小，跟人拿嘴吐的一样，妈又说。
雇了一辆机动三轮车，连人带货就往那住处去了。一路上的南京人都朝这个坐三轮的洋人行膛目礼，怕他偌大个人把车坐翻掉。有人还“口欧口欧”吼一嗓子，没有好意也没有恶意。我心想，我们不成了个游行动物园？
到了那弄堂口时，一辆巨大的卡车正堵在那儿，我们的三轮车进不去。等了一会，见大卡车上有人上上下下地搬箱子。
司机说：“有得搬哩！”
过了十分钟司机又说：“还不晓得要等到哪时候！”
又过十分钟，司机不高兴了，叫我们结账下车，自己拖着上百磅重的两个行李进弄堂。妈跟他吵，说这条弄堂有半里路长，司机说，已经等掉了他半小时的生意了。
我们拖着箱子走进弄堂时，家家都在吃晚饭。天热，家家都把小桌子小椅子摆在门外面。饭菜都很简单，人们边吃边看我们，同时大声说：“咦，外国人！”
箱子的轱辘滚在麻坑的路面上吵死人，真是很不识时务。更多的人夹在窄弄堂两边，对着我先生说：“咦，老外，老外！”
这个老外倒不腼腆，自己也说：“老外，老外。”
听到老外讲中国话，人们都快活了，弄堂里又添一成热闹。我妈说：“这里没来过外国人。”
楼房没电梯也没电灯，人们此时都跟到了楼梯口，看我们如何把两个大行李往上搬。都觉得老外搬东西的笨拙模样太好玩，于是就看他搬，绝不上来搭把手。从一楼把行李搬到五楼，我们三人都流汗流成了湿人。
房是很大，有四间屋，有空调的客厅没有人睡的地方，妈建议我们将大床垫抬到客厅，搁在地上睡。“天热，没那么多讲究；什么客厅卧室？哪样舒服哪样来！”妈妈说。说完她就告辞了，好让我们早些歇息。
一小时之后，我终于忍不住对我先生说：“这空调一点冷气也没有。”
他将手伸上去，试一会那里面出来的风，说：“仔细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冷。”他这人一向能在坏事中找出好来。
“可它太响啊！”我说。
“我来看看，能不能让它轻声点。”他开始扳弄它的这个键那个钮。他这方面从来不灵，它更响了。
我大声说：“你别给人家弄坏了！”
他马上住手。我们俩就那么汗流浃背地偏着脑袋瞪着这个又热又闹的东西，等着它把我们冷却下来。实在不行了，我终于说：“还是打开门窗吧，我快没气了。”
后来发现开窗也不对，好几扇窗没有纱窗，满屋子都是蚊子叫。再关上窗拍蚊子，直拍到半夜12点。总算累得死过去，倒在了那张大床垫子上安生了。
起初我以为我做起噩梦了，梦到警车呜呜地叫，还夹着警察的打门声：“开门开门！公安局的！……”
我“哇”一声大叫，我先生给我叫醒，一副“不知身是客”的表情。这才发觉不是梦，果真有人在打门，打得好凶：“开门！开门！公安局的！”
我俩相视一眼，瞬间都在想我们这半辈子都干了什么让警察半夜为我们操劳。我忽然想起我这是在自己祖国，不及时请警察们进来是不对的，是会有后果的。
我赶紧奔向大门，还抱着千分之一的希望向门外问：“请问是哪位？”
“警察！”
“请问找谁？”我声音很乖，还带点微笑。
“找谁？”警察说，“查户口！”
我想我们是有户口的，有美国的一大把户籍证件，我怕什么？我就把门打开了。门口的三个男人没一个像警察的，都穿着短裤，脚上是凉鞋，没袜子。再看看，连凉鞋也不及，其中二人穿的是拖鞋，露着风尘仆仆的脚丫子。三个人虽然衣冠不整，却是个个正颜铁面。
“谁是这房子的主人？”三人中稍老些的问我。
“主人不在……”
没等我说完那人就问：“那你是谁？”
这时我先生已出现在客厅，一脸的糊涂。我用英文简单解释了我俩的处境，然后仍用英文对他说：“不要讲中文。由我来和他们对话。”
三个不速之客眼睛飞快地扫扫我，又扫扫这位手无寸铁的大个头老外，一种“果不出所料”的浅笑出现在他们嘴角。
“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老成的那位喝斥我，眼皮耷拉着，似乎不屑把我往他视野里装。其他两位也表现出相同的鄙夷。
“原来邻居们还真看准了……”一个年轻警察说，“现在这种女的真不少！”说着他抖抖腿，跟着拖鞋搜视整个房去了。
他们把我当成了个挣老外钱的暗娼了。或许左邻右舍就这么报的警。
我走进客厅，在地铺上坐下来。我对我自己的从容十分满意。这时我先生已明白了一切，愤怒地瞪着三人，将我俩的身份证件“啪”地往他们面前一拍。
我使劲压住被耻辱引出的恶心。
“你和他，”那年长警察以下巴指一下我的老外夫婿，像是指一件家具，“是什么关系？”
我及时制止了我先生的回答，正因为他通中文，我才恐怕他发言。任何一个人在情绪激动时都最好不用非母语讲话，肯定讲不好。我怕他万一讲出不知深浅的什么词儿，惹恼了这三位，我们今夜很可能被捉去坐班房。最终当然会无罪开释，但在这样的热暑中，跟其他犯人挤一块儿，没窗子，没澡洗，加上蚊子臭虫……到末了开释你，你罪也受完了。
“夫妻关系。”我回答。
三个人相视一眼。
“有结婚证吗？”
此刻我先生正在包里激烈地翻腾。他是对的，上路前将英文的结婚证译成了中文，又拿去中国领事馆作了公证。当时我还笑他迂道，中国现在充满自由和人权，跟我离开时大不相同了。但我制止了他：“先别动，先听我的。”当然我是讲的英文。
“你们都看过我们的证件了？”我说，“知道我们是谁了？”
三个人威严地沉默着。
“那么，请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因为我还不知道你们是谁。”
他们没料到，一阵无声的慌乱。
“按说你们夜闯民宅，头一个就该亮出你们的牌牌。任何受过正规训练的警察都会在搜查别人之前亮出身份，是吧？”
其中一位问同伴：“你们哪个带了？我忘了带。”
唯有那个年长者掏出了一个小红本，打开，里面写了他名字，他是男是女，他几岁。那是某某派出所的工作证。
这时我先生将我们的结婚证书在他鼻子下面展开，手指使劲点了点上面加利福尼亚州长的签字，又点点那枚金印，最后，以最强调的手势，指住中国领事馆公证的大红圆章。他胸脯涨满了气，显眼地急速起伏。我知道他话已满到了喉咙眼，只要我应允，最粗的话就会啐出。
全检查完了，没有丝毫破绽。年长的警察将证书还给我，我先生却正照着他工作证上的姓名一笔一划地往一张纸上抄。年长警察抖了抖嘴角，脏脚丫子在拖鞋里抽搐几下，对没拿住我把柄、将我当暗娼捉走这事很想不通。我不是暗娼，他也无法按制嫖客的法子狠狠罚出一笔钱来。他挺失望，脸都有点瞌睡了。
我想这回他们该让我们接着把觉睡完了。没料到年长警察说：“你们不能住在这里。”
“我们有房子主人的邀请。”我说。
“房子的主人也没权邀请一个外国人住到家里，你知道你们现在在谁的房子里吗？”
我想：什么？！
他说：“国家的！”他瞌睡没了，满脸国威。他又大起来了，高起来了。
“那好，我们明天一早就搬走！”我说。
“不行！你们必须立刻搬走！”
我提高一个调门：“现在你让我们往哪儿搬？深更半夜，连出租汽车都找不着！”
他细声慢语地答道：“那是你们的事。”
我问：“附近有旅馆吗？”
他说：“我不知道。”他当然不会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必须马上离开此地。你们必须住到指定的外国人允许居留的旅馆，外国人不能想住哪里就住哪里。”
我想我千万得管好我的两只手，免得一不留神它们扯开大巴掌照那脸上掴过去。还好我先生遵守诺言，气得眼珠子更蓝了，却始终不吱一声。
我说：“现在十二点半了，我明天一早———六点就搬，不行吗？”
他说：“你们必须现在搬，否则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我先生再也挺不住，大吼一声：“保证我们的安全，就是让我们睡在马路上吗？！”
三位都吓一大跳。他那一口远比他们标准的中国话大出他们所料。
我只得给各家旅馆打电话，看看谁肯在这个时辰收容我们。终于找到了玄武宾馆。
我对仍轰在面前的三位长官说：“请你们出去，我们得换衣服和收拾东西。”
年长的警察说：“要快些，你们不离开，我们也不会离开的。”他根本意识不到我刚才的话里有要他难为情的意思。
我们拖着行李从弄堂走出时，各个黑洞洞的门窗里都有人头人脸。我顿时想，他们对于别人的风化问题非常在乎。
到了玄武宾馆，我们仍无落足之地。因为我们没有护照，我们的护照叫一位朋友拿了去，代我们买去北京的机票了。给朋友打电话，他说他买不来机票，买票的是朋友的朋友。
“没有护照，我不能给你们开房间。”柜台小姐说。虽然也不善，但比之一张半老警察脸还是受看得多。
“我们已经很累了。”我说。
“我们已经很累、很累了。”我先生说。
我先生的话显然被理会了。小姐指指大厅一头：“你们可以在那边的沙发上休息。”她表情说：我已经再慷慨没有了。
我们看看没戏，只得拖着行李捱到墙边沙发上，休息。
早晨四点，朋友取回了护照，我们才被赐了间房。我先生却整个地没了觉，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又一瓶啤酒，边喝边给南京市长写信。
我们回到美国，跟朋友们嘻哈地讲这事，都当笑话听了去。
我们现在还记着那位为首的警察的名字，不知他现在可还忙着为国家除害，夜闯民宅，捉奸捕盗。但愿他那正义感是真的。
我渐渐不再讲这事，因为我渐渐发现它的不好笑来。无奈的是国还是自己的，因为家在那里头，不回去不成。我常对许多不懂中国的人说：中国在一天天好起来，你们该去看看。我这样说时，企图笑得真切并且骄傲。（摘自《波西米亚楼》，严歌苓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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