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理想。康有为或许认为以德国为师,中国就有希望迅速强大,所以才特别钟情于德国,以至于九至柏林,出入德境凡十一次,“四极其联邦,频贯穿其数十都邑,接其都人士,游其工厂官府,本其史谱,搜其图象,考其风俗。”相反,对于法国,他似乎就没有这样的好情绪,人人都说巴黎繁华富丽,他看了以后却说并不怎么样,而且还强调法国文明远不如中国甚。
可惜的是,康有为却未写出一部详细的德国游记来,相反,倒是《法兰西游记》与《意大利游记》一起,成为其《欧洲十一国游记》中仅有的两种。至于德国,只有一篇不算长的《补德国游记》而已。据他在该游记的序中说,“甲辰游德,曾草游记,失落数卷,今补写以示国人。”甲辰是1904年,光绪三十年。这一年是康有为第一次欧洲之行,一切新奇刺激,感触思绪油然而生,洋洋洒洒,数万言的意大利法国游记很快写了出来。而《补德国游记》却写在三年后的1907年,德国已经去了不只一次,新鲜感自不如头一回,所以内容不算太丰富。但康有为对德国的好感大约长久不衰,所以在1921年辛酉,他把两部书新刊本送给了德国国家图书馆。这两部书一是《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另一是《伪经考》,上面都有康氏的亲笔题词。前者曰:“孔子四千二百七十一年辛酉岁正月七日中国康有为赠德国柏林书藏”,而且还有罗马字拼写的康有为签名。后者与前者相同,只是“中国”两字易为“中华国”。《伪经考》初刊于1891年辛卯,1894年奉旨?版,1898年戊戌与1900年庚子又两度?版,直到1918年戊午才又刊成新版。《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写成于1902年辛丑亡命日本之时,但直到十五年后的1917年丁巳才付刊。这时
连复辟的闹剧也已演过,康有为已经息影政坛,离群索居了,但这两部书接连在此时行世,表明康仍想以其思想来影响新的国家形式的运行。其实康有为是很现实的,早在中华民国成立伊始,他就写过《中华民国代议院议员选举法案》六章一百十八条,不久又撰《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早已把自己当成中华民国国民了,并不顶戴遗民的帽子。而且他正是将《春秋》附会为一部宪法来展开他后期的思想的。只是他既不用中华民国纪年,也不用黄帝纪年,而是用一个特别的孔子纪年,表示仍与实际的中华民国有距离。
这两部书刊成后,大概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赠送,复旦大学也藏有一部他所赠的《伪经考》,但不是签名本。不知道德国国家图书馆的这两部签名本是在什么情况下送去的,为何又是在书出版三四年后才赠予该馆,其中应当还有一个小故事,但笔者已经不甚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