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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北京总是风很大，不便于骑车，对于我这样一个还在讨生活之余折腾点别的东西——比如淘碟——的人而言，这很糟糕。那个不知是不是VCD同好的睢安齐在大街上胡同里甚至公共厕所举着摄像机和麦克风随便抓个人就问：您觉得北京的风大吗？除了无病呻吟外就只剩了行为艺术的色彩，也如英国人安东尼·吉登斯所预言的：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将进一步缺失自我。置身于巨大的无聊中，我还能期待点什么？像那个过了气的老诗人期待的：“又是一年春草绿”？或者，淘碟算一种生活吗？
正如并非打口青年身上都被敲开了口子，淘碟的人似乎也没什么独特的气质可以来概括，我可以堂而皇之地隐瞒某一种身份混迹人群，可是我还是被捕获了：在朋友们讨论股票涨跌和新经济大潮怎一个“怪”字了得的时候，我总把我那张干净的脸锁定在14寸的电脑屏幕或小电视上；在音响店里，我经常自觉不自觉的和陌生人讨论某个导演某个作品……我不是故意的。
1998年夏天，我和一个朋友去看望以前的老师，骑车回去的路上，那个喜欢汤姆·克鲁斯的朋友在路边的小贩处买了一张《大开眼界》（EyesWideShut），后来他把那盘扔给了我。封面上的那对男女以一种近乎暧昧的方式诱惑着我，我的意思是说，3张盘不能全是激情什么的，那它究竟是什么？在一个阳光不够锋利的上午，我把厚重的窗帘拉下，双眼死死卡在发暗的电脑屏幕上，那片子的图像模糊，色彩对比度极差，后来我知道它应该叫“枪碟”，但当时，我居然生硬地把它接受了。如果用十几年来中国文人一直在学习的一句话说，我就像《百年孤独》里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第一次”摸冰一样：电影居然还能是这样的？镜头像“枪”一样，库布里克沉实的对时代的把握和电影院里潜伏的镜头煞有介事的翻拍是否同样击中了真理？就像所有不懂装懂的人一样，从此以后我把库布立克这个名字挂在嘴边，时时用它来昭示一下我的与众不同。那时候，似乎知道库布立克的人还不多，多数的人谈到电影都在说王家卫的电影太难懂了，后来这种论调在不到两年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所有的人都已经不把基耶斯洛夫斯基什么的放在眼里了，影迷勤奋好学的精神实在可怕，国民素质原来是可以精进如斯的，只是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还是要提库布立克，在1998年那个格外炎热的夏天，他老人家被天堂拘留了，于是，他的一系列传世名作开始静静散布开去，那个据说被尘封多年的《发条橙》也得以重出江湖。我骑着自行车晃悠在这个肠胃空空的城市的时候，一见到盘面不大的音响店就进去打听一番有否《发条橙》和《阿飞正传》，干瘦的小姐总是无精打采的拿来一套《阿甘正传》充数或者干脆利索地回答没有。等到我在北大小东门旁的一家小店买到《发条橙》，且不说北京的碟民几乎已经人手一盘的拥有了它，我也把平常踪迹所及的音响店扫荡了一遍，以至我后来一谈到淘碟就想到的两样东西之一就是自行车，当然，另一样就是网络。
我早就上网了，但没留个心眼关照什么BBS，我的兴趣一直还停留在聊天室里与熟悉的或不熟悉的GGMM胡说八道上，而我常去的聊天室日渐凋零最终为渊驱鱼地把我赶入了一种新的生活。原来网上竟有那么多手持尖货的高人，虽然一段时间观察下来发现大家已经从“酒酣耳热说电影”变成了“酒酣耳热说影碟”，但好处还是立现：不必再像从前那么扫街似的盲打误撞，出了什么新货尖货总有人眼疾手快，而且我也知道了，走一百家小音响店也不如到西四或者五道口的碟市转一圈，当然，更不如到石家庄走一走。所谓淘碟一痴，看碟一痴，买碟方便了就再没了当初走东串西的那种风味。在我“转正”前后这些日子里，东忙西忙而不顾了小节，头发喝了骨髓壮骨粉似的疯长，一不留神成了“愤青”状，再度混迹碟市的时候，喊我买打口CD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中关村也有不开眼的抱孩子的妇女，地下工作者般问我要毛片或结婚证否。
虽然互联网的大好形势已经被盖上了卡尔·马克思老爷子的“自由人的自由联盟”理论的小戳，但网友碟友们还是依地域有机组合，其中，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南京、石家庄的联合体景象已经蔚为壮观。我则就近和北京的朋友们混个脸熟。没有常被指摘的北京的痞气和脾气，几乎北京地下的不少散仙从军人到哲学博士都被召集了个全，想来也是电影本身的别有功用。直接的好处也明显，就是跟着看了不少好电影，听了不少高论。
一个身在美国研究人类学的网友在写了一篇名为PiracyasMediaandPublicSphere的期末论文之后变本加厉，借助photoshop，添加上黑泽明电影似的大标题“窦娥冤”和著名导演的axxx?sfilm，在自己的照片上画了几滴鳄鱼的眼泪，是模是样的弄了个电影海报。大约这正代表了一拨人的想法：拍自己的电影，搞中国自己的电影新浪潮。
另一次在饭桌上，一个已经被不少人推为“大师”的网友掏出一张破旧不堪的北京市地图，上面斑斑点点的看似菜汤的余痕的其实是北京市八大城区的碟市所在地，密密麻麻间让人有一种充实的感觉。私下里我想，如果有好事之徒跟随“大师”在北京走上一遭拍个记录片，即便没有德国人文德斯《寻访小津》的精致，也别有了一番烟火味道。阿城曾经说世俗事件最容易变成人文话语，这是有道理的。
（摘自《北京流行》，颜玉强主编，华龄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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