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严家炎不久便获得一个绰号：“老过”。“老过”是过于执的略称。50年代过来的人，许多都知道《十五贯》这出昆剧。剧里的知县过于执，在审理熊友兰、苏戍娟一案中，不做调查，不重证据，凭主观臆测，就要拿熊、苏二人问斩。“过于执”当时成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代名词。称严先生“老过”，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绰号其实含义颇为复杂：既有执着、认真、严谨、严肃的成分，也有固执、迂、认死理、难以说服的因素。严先生应该知道这个称呼不都是在表扬他，但他也不生气，总是微微一笑。所以，“老过”很是流传了一段时间。
说到这个绰号的根据，可以举个小例子。有一天，我们班去挖稻田的排灌渠。由于严先生一贯的认真、细致，便被委以质量检查员的重任。到了中午，我们各自负责的一段相继完成，准备收工吃饭。这时，“老过”拦住了我们，说是有许多质量不合格。他的意思是，水渠的“渠帮”按规定应该是45度，可是有的只有四十二、三度，有的又快50度了。一边说，一边用三角尺量给我们看。他说的倒是事实。但是，又不是在造飞机、做导弹，要那么精密做什么？更主要的是，个个都累得够呛，饥肠辘辘，一心只想快点回去吃饭。便七嘴八舌来说服他。任凭你人多势众，不管说出天大的理由，他纹丝不动，坚持要返工。看见我们不想动弹，他自己便干了起来。我们本来理亏，无奈只好也跟着干。看他从远处铲来湿土，修补坡度不够的部分，还用铁锹拍平，抹得光可鉴人，不由得又可气又好笑。水一来，还不是冲得稀哩哗啦的！
我和严先生是同事，但不在一个教研室，交往其实并不很多。有时单独谈些问题，却不都以愉快告终。原因主要是，我虽然也教书，也做“学问”，但是对“学问”什么的，不很认真，也不是看得很严重。这样，处理起来就有马虎、随意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失误也就难以避免（附注）。这必定和一丝不苟的“老过”发生矛盾。记得第一次见他的面，是1958年读大二的时候。当时在“大跃进”，轻视古典、蔑视权威，是那时的潮流。虽说我们古代文学史只学到两汉，现代文学还没有开课，也已经有足够的胆量去集体编写戏曲史和现代文学史。严先生当时在中文系读研究生，指导我们年级的现代文学史编写。有一天，把我叫到中文系资料室，批评我写的郁达夫、叶圣陶两节的初稿，材料看得不够，不少评述缺乏根据。我当时虽然没有说话，却颇不服气，忿忿然地想，都什么时候了，还“材料”、“根据”什么的。1988年在北戴河，也有一次不很愉快的谈话。我们都在一个“文学夏令营”里讲课。一天傍晚在海边散步，谈起“文革”期间郭沫若写的《李白与杜甫》。我说，郭的立论，明显是呼应、迎合毛泽东尊李抑杜的。严先生立刻反问，有什么根据？有材料吗？我顿时语塞。我一直认为这是个理所当然的推断，要什么“
根据”和“材料”？！便争辩起来，而且相当激动，接着便沉默不语。当时在一起的还有诗人任洪渊。他一定很不满意：本来，吹着海风，看海浪拍岸，多好；这不，把诗意破坏得荡然无存。
最近我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讲到60年代《创业史》的讨论，涉及到严先生。我猜想，他可能对我的评述不是太满意。一般来说，谈到这个事件，以及有关“中间人物”的主张，都会首先提到邵荃麟先生。我也没有例外。第7章第4节，我首先引述邵荃麟1960年12月在《文艺报》编辑部会议上认为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的发言，然后说“在此前后，严家炎撰写的评论《创业史》的文章，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这一节的注释24，把发生在1963—1964年前后的《创业史》讨论，与1964年以后对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主张的批判，放在一起不加区分，并将一系列批评严家炎的文章笼统地放在“批评邵荃麟、严家炎观点的文章”的名下。
这种叙述方式，这样的处理，暗示了邵荃麟和严家炎在关于《创业史》评价问题上，存在时间先后，以及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同时，对有关连，但不同的两件事也不做必要的区分。事实上，邵1960年12月的讲话，是范围很小的内部谈话，许多人知道这段谈话，要到1964年8、9期合刊的《文艺报》刊发《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那个时候，那时，邵已被文艺领导界的同仁们做为“牺牲品”抛出加以批判。他关于《创业史》，关于梁三老汉，关于“中间人物”的主张，产生较大影响是在1962年的夏秋。这指的是1962年8月“大连会议”上的系统发言，和会议之后，谢永旺、康濯分别发表的，一定程度上传达他的意见的文章（谢的文章题为《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到的———》，署名沐阳，刊于《文艺报》1962年第9期；康濯文章为《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刊于《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而严家炎先生1961年，在《〈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6期）中，就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他的看法并不是在受到谁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且，就在严家炎因《创业史》问题受到众多批评的时候，
也未见有任何“中间人物”主张者（包括邵荃麟）出来支持他，和他站在一边。在这种情况下，暗示追随、受影响的这种叙述，并不符合“历史”原来的情状。
如果不是文学史写作者，而是严先生坚持做这样的辨析，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在“邀功请赏”，因为在今天，提倡写“中间人物”已不是耻辱，而是荣耀了。不过，我有这样的“根据”证明事情不是这样的。“文革”刚开始，系里教师曾组织过对严先生的批判会。有大字报，也有批判会。大字报中，上面有十多位青年教师签名的，为我所起草。批判会上有人指出严先生“追随邵荃麟贩卖中间人物论”，严先生却插话说，我没有“追随”邵荃麟，我关于《创业史》的观点在1960年下半年就已经形成，文章发表在1961年；邵荃麟有这样的看法比我要晚许多。他的插话，让批判者愣住了，不知如何接这个话茬。所以，严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较真，是一贯的。
严先生在现代文学研究上的贡献这里不用多说。当然，他的有些学术观点，我也不很赞同。譬如对姚雪垠的《李自成》的赞誉，譬如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评价。其实，严格说来，我不是怀疑他对金庸武侠在文学史地位的设定，有疑义的是那种评述的方法。虽说金庸的武侠被人誉为沟通了雅俗，填平了“精英”和“大众”的鸿沟。不过，用那样的“过”于严肃的心情、态度，用那样的“写实小说”的成规作为尺度，来对待、品评这些小说，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至于我自己，因为金庸的多部作品总是看了开头就看不下去，所以在评价上并无发言权。但我总记着严先生在北师大演讲时说的话：金庸小说读不下去，说明你有心理障碍。好在家里有金庸全集，而我很快就要退休，会有充足的时间来面对自己的心理，调整、检查在阅读习惯上的偏见。
附注：最近的一次错误，是有关冯雪峰先生的一个材料的。今年元月，中山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刘卫国、陈淑梅的信，说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大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34页注15说，———‘《文艺报》4卷5期（1951年6月出版）上刊登的，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严厉批评的———“读者李定中”的来信，和《文艺报》发表这封信时加的支持这封信的编者按语，都是当时该刊主编冯雪峰撰写。’———经查包子衍《雪峰年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版），冯雪峰写该信时为1951年6月10日，当时他在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并非《文艺报》主编。1952年1月下旬，冯雪峰才兼任《文艺报》主编，至于‘支持这封信的编者按语’，是否为冯雪峰所写，我们还未找到证据确定，但按冯雪峰任《文艺报》主编时间推之，似乎不大可能。” 为了弄清楚这个说法的来源，便翻找写这本文学史时做的笔记、卡片，却一无所获。我最早是从朱寨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5月）中知道“读者李定中”是冯雪峰的。但“思潮史”只是说“发表时编者加了基本肯定的按语”，并说“后来《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在文章中（见1951年9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承认该文和编者按语都有‘缺点’”（《中国当代思潮史》第85页），并没有说按语出自谁的笔下。况且，我在《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版）中，在所列的1949到1966《文艺报》编委会组成的表中，也明确标出冯雪峰担任主编，是从1952年第2期开始，在此之前的主编是丁玲、陈企霞和萧殷。只要做必要的核对，不难发现这一说法的疑点。更加糟糕的是，编者按是冯雪峰撰写的说法，还写在《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版，第24页），《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中国当代文学史》（韩国比峰出版社2000版，第52页；该书为《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的韩文本）中。这真是让冯雪峰先生“蒙受不白之冤”了！这里，请求冯雪峰先生在天之灵的宽恕，也向这本书的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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