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0年考进上海交通大学运输管理系。交大是解放前上海学生反内战、反迫害的重要阵地，那时刚解放不久。校园里仍然弥漫着浓厚的民主气氛。无论是学校的管理，课程的改革，还是课余的活动，学生都可以用各种方式发表意见。最使我感到新奇的是，选举学生自治会主席，就像外国竞选总统那样，各竞选人发传单，贴海报，发表竞选演说，“请投某某一票”的标语四处可见，相当热闹。当然，追求民主这只是交大学生传统中的一个方面，而爱国，则是这个传统中更重要的方面。还记得，当时连上海大老板、号称“味精大王”吴蕴初的女儿也报名参军，曾在校园里引起不小的反响。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交大学生爱国献身的光荣传统。
1951年，我又考进清华大学经济系。那时不设校长，只有校委会主任叶企荪，副主任周培源，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是陈岱荪。清华毕竟是在首都，校园里的政治空气仿佛比交大更强烈。首先是政治报告比较多，钱俊瑞、蒋南翔、张奚若、章汉夫等好多首长都来做过报告。那时我们年纪小，对新的政治理论和国家方针政策都很新鲜，所以很爱听这类报告。记得有次政治报告在批判崇美思想举例时说，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协和医院，好比一个强盗在你身上刺进一把刀，怎么可以不去恨强盗，反而赞美这把刀漂亮。就为协和医院是不是“一把刀”同学们争论了老半天，个别同学激动处甚至表示要“划清界限”不去协和看病了。今天想起也许觉得这很幼稚，但五十年前就是这样。
由于院系调整，我又转到中国人民大学，并于1954年在人大外贸系毕业。当时人大调干生多，党员多，政治空气显然更加强烈。有件事曾使我很尴尬。毕业前夕，我有件旧大衣嫌小，就沿用在上海交大时司空见惯的做法，在食堂前的公告栏上贴了一张小纸，上写“转让旧大衣一件，几楼几号房间”，谁知为此闯了祸。一天班党支书找我谈话，他先问我是否经济上有困难？我说还好。他又问，那你为什么要卖衣服？我答因为太小不好穿。他很严肃地说，你用这种方式，若传到外面，人家会说你看，中国大学生穷得要卖衣服，这样影响多不好。对于如此“上纲”，尽管我感到委屈，但当时只能承认考虑不周，接受批评。幸好平时我在校表现还不错，此事没有再追究。“文革”后有次我与那位党支书见面时还打趣地提起这件事，他也很有感慨地说，受那个年代“左”的思潮影响，我们往往把形而上学当成了忠诚。我还想起，五十年代人大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全盘学习苏联。课程设置、教材体系、教学方法等都是沿用苏联模式。例如：课间经常进行“习明纳尔”（苏式课堂讨论）；有些课期末只测验不考试；几本必考的主课，都采用自己抽题、当面口试的办法；考试实行五分制；文科也要到社会实习等等。这些教学改革，当时在人大都是独树一帜的，不管后人对这种改革如何评价，人大首开我国教学改革的先河，这个历史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作为当年的学生，能少考几门课，我们当然巴不得。
半个世纪过去了，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今天这三所大学的同学，正享受着我们那一辈校友所不曾享受到的许多优越条件，对此，我们只有高兴。衷心祝福新世纪的大学生们，珍惜今天，努力地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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