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青春》杂志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许多青年作家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她那时的知名度甚至超过《钟山》和《雨花》,发行量以数十万计,与北京的《青年文学》《丑小鸭》,上海的《萌芽》一道,并称为四大青年文学杂志。如今的情形是,《青年文学》成了中年文学,《丑小鸭》早已无疾而终,《萌芽》变成中学生作文参考书,《青春》呢,就是在南京也难觅她的踪影,已经满脸苍桑地养在深闺人未识了。这就是四大青年文学杂志的命运!
其实我不想说这几本杂志,我只是拿《青春》作引子,引出另一本南京的杂志。1997年初冬,我在沈阳太原街附近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一本刊物,叫《东方文化周刊》,翻目录,很吸引我,就买了6本,分别是第27期至31期和41期,因刊期有些过时,所以2元的杂志,书贩只卖1元。拿回家细读这本杂志,感觉甚好,立即去邮局订了1份,连续订阅了3年,也就读了3年,可谓受益不浅。同时,也目睹了这本杂志的演变过程。
《东方文化周刊》是一本新杂志,1997年问世,据说是南京一个著名的报人一手创办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赢得很高的声誉,发行到全国许多大城市。到1999年,杂志有了一些变故,先是扩版,由38页增至64页,彩色印刷。年中,不知何故,由周刊减为双周刊,未及年底,杂志易主,被电视台买断。这一系列的变化,让读者莫名其妙。2000年伊始,杂志改天换地,旧貌换新颜,像电视屏幕一样五彩缤纷了。
初期的“东方”有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其中“阅评天地”、“东方书影”、“国风”等栏目刊发的文章精彩耐读。杂志的整体形象虽然很朴素,却有相当的思想含量和文化包容力。既关注思想、文化、读书,又关注时尚、影视、音乐,既推崇精英文化,又不排斥大众文化,可谓雅俗共赏,兼容并蓄。那时,总能在杂志上读到有影响的作家、诗人、评论家的小说和评论。常露面的有:林白、徐坤、李小山、吴亮、韩东、朱文、鲁羊、程青等等。他们的作品不但使杂志增添了文学色彩,提高了文化品味,又使杂志保持了青春的活力和鲜明的特点。
1999年,“东方”又有新的变化,突出学术牲,注重探讨当今社会和现代人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杂志从此更有分量,更有力度,许多著名学者都在杂志上开设专栏,发表精短可读的理论文章。一些青年学人也频频亮相,名字被更多的人所熟知——朱学勤、谢泳、李皖、崔子恩、费振钟、丁东、包亚明、许纪霖、张新颖、潘知常、单正平、艾晓明、王干、王彬彬、陈子善、龚明德、邵建、许钧、吴文光、葛红兵等等。
2000年,《东方文化周刊》的主办者是江苏有线电视台,特约执行主编是王干。原来的学者、批评家,现在与电视台联手,改玩娱乐了。一本文化杂志,以最快的速度,融入大众文化的洪流中。这杂志开本变得更时尚了,印刷更精美,色彩更鲜艳,明星绯闻和美女玉照成了杂志的主打,内地港台的当红明星在这里胜利大会师。
那本充满“人文精神”和“终级关怀”的“东方”不见了,那本成为众多作家、学者、批评家精神家园的“东方”远去了。如今,明星取代了作家,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理论,学术远离了读者,娱乐变成了文化。这种重大转变,几乎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让人始料不及目瞪口呆。“东方”以往的发行量大概在三四万份,改成娱乐杂志后,不到半年,销量攀升至二十多万份,且还在不断上升,这对杂志的主办者来说,当然是个好消息,对大众也不是坏消息。这样两全其美的盛况,不正说明娱乐的重要么?
除了感受到大众文化的强大力量之外,我确实还有点惋惜之情,就像怀念过去的《青春》一样,我也有点怀念过去的“东方”。不过我也不反感现在的新“东方”,我觉得她也不错,水光潋滟,春光无限。满足大众的需要,获得经济利益,就是最高的准则。事实上你也无法奢望让一家电视台来办一份文化杂志或学术杂志。电视就是大众的快乐器,电视台办的杂志就只能是这台快乐器的使用说明书。只是我觉得,这杂志再叫《东方文化周刊》有些勉强,不如改成《东方娱乐周刊》,更名副其实,也更有市场号召力。
《东方文化周刊》的演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从文化到学术再到娱乐,表明精英文化正步步后退,大众文化正步步进逼。事实上,这两种文化已在某种程度上合流了。要么有条件地被招安,要么无情地被绞杀。《昆仑》《漓江》《小说》等杂志不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么?《作家》成白领了,《中华文学选刊》改通俗了,文学杂志正向文化杂志转变,文化杂志正向娱乐杂志迈进。所有这一切,目的就是一个——媚俗。在这个大众文化泛滥的时代里,媚俗,是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