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学术史是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部分。王国维曾将“学”之今义分为三大类：科学、史学与文学。不过，当时他还只是进一步区分了“文学之学”与“文学之史”，其实，就研究文学的文艺学（或称“文学学”）而言，也有着自己的历史运行轨迹、历史内容与发展规律，这也正是文艺学学术史得以独立存在的原因。同时，全书以20世纪作为历史的坐标，将自先秦至清末，经过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而走向终结的以“诗文评”为典型形态的中国文论作为其史前史，突出了20世纪中国文艺学现代转型的重大主题。《学术史》以文艺学的学术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不再成为传统学术史研究的附庸，为我们描绘了中国的文艺学从“诗文评”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转变的历史过程，从而确立了“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
《学术史》作为一种历史叙述，还为自己确立了文艺学学术史研究的工作方法，即如“全书序论”所概括的：“以问题为纲”、“以学术范型为关节点”、“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上”、和“‘内史’与‘外史’的结合”等。从学术问题的变迁到学术范型的转换，从对社会历史文化等外在影响的观照到对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清理，《学术史》有效地将发生在20世纪文艺学研究中纷纭复杂的人物和事件、著作和观点汇成一条后波推前浪不断奔涌向前的史的长河。此外，《学术史》既是集体编撰的结晶，亦保留了明显的个人风格，这些都为完善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当然，《学术史》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展示了中国20世纪文艺学从“蓄势”、“蜕变”、“定格”（或叫“定型”）到“突破”（或叫“反叛”）的学术发展历程。梁启超曾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钱穆也说“治近代学术史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也就是说，中国20世纪文艺学的现代转型应该从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理路”挖掘出它的根由。《学术史》前两卷颇费心力的正在于对现代转换“势能”的积蓄以及其如何导致文艺学“脱胎换骨”的蜕变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第三卷虽然只是叙述50—70年代文艺学的发展历史，但其将当代文艺学的发展置于政治文化规范的背景之中所进行的考察同时也带有很大的普遍性，从中所引发的关于学术与政治的思考也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第四部的问题意识更为明显。近二十年来，文艺学既要突破“左”的文艺思想，又在应对第二次西学东渐的挑战，其间包含着诸多的困惑与迷惘，从“主体性”的伸张到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从文艺学现代化的吁请到对多元综合的“大文学理论”的倡导，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正在这一进程中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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