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1年3期刊登了周海婴的《关于父亲的死》一文，作者说，关于父亲的死，历来的回忆文章多有涉及，说法小异大同，几乎已成定论。但在我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一直到晚年，母亲和叔叔仍不止一次地向我谈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际，还难释于怀。如今我也垂垂老矣，因此觉得有责任重提这桩公案，将自己之所知公诸于众。
建人叔叔是这样对我说的，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DUNN）医生来会诊。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里起了帮助作用。邓医生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东西能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疗方法极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做。提到是否要拍“X”光片，邓医生说，“经我检查，与拍片子一样。”讲得十分把握。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到了解放后，我母亲几次东渡访问日本，在进行友好活动的过程中，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这位与我家的关系那么不同寻常的须藤医生。
综合以上事实，作为一个负有全责的、人命关天的抢救医生，须藤医生在这两天里采取了多少积极措施呢？这在母亲的回忆录里叙述得很清楚，不再重复。使我怀疑的一点是：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送入医院治疗总是为病人家属所愿意的。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
《复旦学报》发表了方朝晖的《从O n to lo g y看中学与西学的不可比性》，文章试图通过对O n to lo g y这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中的核心范畴的历史考证来揭示西学与中学在出发点上所存在的一个基本差异，即“是”与“应该”的差异，及其在中西学术和思想比较中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是”与“应该”的差异，构成了西学与中学几乎一切重大差异的根源；另一方面，这一思维方式在出发点上的差异也标志着中学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多数情况下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学问，二者之间在很多领域都不具有可比性。我们既不能以中学的标准来衡量西学，也不能以西学的标准来要求中学。无论是中学过去的分类体系，还是西学现在的分类体系都是在它们自身内在的思维理路的支配下逐步形成的，因而也都有着各自的合理性。
《文艺研究》2001年3期发表了〖荷兰〗伊维德（宋耕译）的《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杂剧在明代宫廷的嬗变》一文，作者认为，尽管《元曲选》是目前流传最广的元杂剧本子，它同时也是最晚近和改动最大的本子。元代的杂剧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戏剧形式，以正旦或正末的演唱为主。而唱词有时十分直露和粗俗。杂剧一旦被明代统治者改编为一种宫廷娱乐，就发生了许多本质上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压力迫使许多剧本要重写，严格的审查制度使剧本的全部内容必须都以书面形式写出来，而戏剧演出环境的变化加强了杂剧的戏剧性。在万历年间出现的元杂剧版本正是这些改编和压力的结果。其后，《元曲选》的编者又将这些宫廷演出本改编为江南文人书斋中阅读的案头剧本。因此，可以说这些剧本从商业性的城市舞台，经过宫廷官宦机构，最终流入学者书斋。而只有在进入书斋之后，戏剧才成为固定的供阅读和阐释的文本。因此，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元”杂剧文本实际上与元代的演出脚本已经相去甚远。
《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2期刊登了王永平的《略论东吴时期侨寓士人的文化贡献》，文章说，在交通、通讯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士人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士人的流动迁移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东吴时期侨寓江东的中土人士对江东地域社会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侨寓之士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仕宦显赫者或创立典制、或致力教化；隐居不仕者则潜心治学，收徒传道；他们在经、史、子及文学艺术各领域都留下了足可称道的著述与创作；他们还沟通了江东与荆襄、中土等地的学术文化交流，拓展了本土学人的视野，提升了他们的学术水准。这为此后江东地域学术文化的进一步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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