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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叶文玲40万字的长篇传记小说《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日前问世。
记者：您是如何决定为常书鸿立传的？
叶文玲：我和常老的缘分，最天然的莫过于我们是浙江同乡。赵朴初先生誉他为“敦煌守护神”。60年代，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让我第一次对常书鸿有了敬仰的感觉；16年前又在“两会”上遇到他，他对我说，作家要有机会写写敦煌。1984年我沿青藏线考察，在敦煌巧遇常老，我被敦煌深深震撼，感应到冥冥之中和常老的缘分。1999年，我遵各方之嘱着手写这本书。
记：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叶：面对敦煌492个洞窟、2000座彩塑、45000平方米壁画，你无法不感受心灵的震撼。在纵深了解这位“守护神”后，你没法不为他的一生所沉吟。
记：您的传记更像小说，而您也与书中人物共喜怒悲欢。
叶：我确实是属于激情型的作家，我要表现一代人的磨难。这部书中95％是真实的，5％是想象，而我把这5％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不喜欢许多传记刻板的面孔。
记：您能举个例子吗？
叶：比如常书鸿的第一任妻子陈芝秀离他而去的一段。常书鸿曾登报悬赏通缉私奔的妻子，报纸的原件我都有，绝对真实。而常书鸿面对紧闭的自家大门内心产生的剧烈的思想斗争，是我的想象。对于陈芝秀，我写出了她人生的可悲之处，但也给予她理解。
记：您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为尊者讳”？
叶：我觉得有些地方应该为尊者讳，法律还保护隐私权呢。我不会为满足人的窥探心理而夸大传主的弱点，但也不会一味隐藏回避。
人无完人，我也写了常书鸿对妻子的粗暴，这些很真实，但并非不可原谅。常书鸿人格的光辉始终照亮了全书。
背景资料 常书鸿（1904～1994年），杭州市人。著名画家，敦煌学专家，第一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为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常先生自幼喜欢艺术，而他的父亲又是个信奉实业救国的人。所以，执拗地把他送到工业学校去读书。无奈，他选择了与绘画有关系的染织专业，并参加了由名画家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在那里学到很多知识。为了进一步深造，1927年他去了法国，在那里他把一切时间用来学习法文和绘画技术，后来终于考上了里昂中法大学公费生，毕业后他又取得了里昂市公费奖学金，并转到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继续深造。留学十年间，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金奖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1935年秋，常先生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全书共分六册，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他十分惊奇，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而且在国外引起了轰动，中国人却不知，他内心感到一种震憾。为了敦煌艺术宝库，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国之后，他一直挂念着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向往着早日能实现梦想。 1943年3月27日，常先生肩负着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对于他来说，人生第一次到了如此艰苦的地方。按他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到了1944年的秋天，教育部才正式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先生任所长。 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于事业，为此，妻子因忍受不了这里艰苦生活条件、决然离家出走，丢下两个孩子无人照管，一切落在他的肩上。在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常先生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仍然义无反顾，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地奉献着。在他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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