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早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第一次独立导演一个正规剧本，这个剧就是托尔斯泰的四幕喜剧《教育的果实》。三年之后的秋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他的剧团到都拉去，在那里，他在托尔斯泰的一位亲密朋友家里作排演工作。午餐时，托尔斯泰穿着他那件农民式的灰色大袍子腰里束着一条宽带子突然出现了。这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第一次见面，在事后的记录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饱含深情地记下了托尔斯泰好像能够钻入人的灵魂的眼睛，时而尖锐锋利时而柔和明朗的目光，还有托尔斯泰听到一个笑话时像孩子一样的反应，愉快地欢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毫不掩饰与托尔斯泰相见所获得的巨大幸福，在他心里激起的崇拜之情。他写道，“当托尔斯泰活着的时候，我们常说，我们和托尔斯泰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是何等的幸福啊！当你感到抑郁而厌倦生活，感到人仿佛都变成了野兽的时候，你就会因为想到下面这种事情而感到自慰：在雅斯雅纳一波良纳，住着列夫·托尔斯泰呢！这样你又想活下去了。”
我们不能够断定对于托尔斯泰的这种深情景仰和神往，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体系中占有多大比重的精神分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在30几岁还很年轻的时候对于艺术大师无比的崇敬和神往，绝不会不影响到斯氏体系的创立。艺术朝圣的道路上需要有精神高峰耸立在前头，那种高峰不只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团灵光在天际环绕，于是匍匐在地，顶礼膜拜，再爬起来举手加额，颠扑向前。有了这样的精神向往，在艺术实践中才会具有宗教般的虔诚圣徒一样的执着和圣洁，容不得一丝瑕疵玷污艺术的神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写下了许多要求演员对待角色的态度的格言，其中有好多不属于技术层面，而属于道德范畴。他要求演员一进剧院就脱去外衣和帽子，那是要让演员一踏进剧院就从形体和精神上都免去生活中的随意和懈怠，身心端肃地投入艺术。他着重写下：“违犯剧院创作生活的任何行为都是犯罪的。”1898年7月在普希金村排戏，有一天两个女演员因为与剧院艺术创作无关的问题激烈地争吵起来，严重地妨碍了排演。这件事严重地伤害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心中艺术女神的完美无瑕，他冲出改作舞台的谷仓，坐在一个枞树桩上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泪流满面，手里拿着手帕却忘了去擦眼泪，他哭着说：“只
因为某些私人的争吵……毁了一切……一切。这样伟大的了不起的工作，竟被女性某些愚蠢的虚荣心所毁灭。”
没有任何理由敢于用轻薄的态度对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孩子般的大哭。圣徒的心能够装下整个世界的苦难，为了救赎苦难中的人类，他颠扑朝圣，以身殉教，可是他的心也会永远纯真得像一个孩子，薄脆得一点震动也会造成巨大的损伤，他的伤心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心中的宗教。1910年11月7日托尔斯泰在那个叫做阿斯塔波沃的小车站上逝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心头受到的创伤是以往任何伤害都无法比拟的，他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从巨大的沉痛中走出来，他在11月10日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完全被托尔斯泰的精神的美丽和庄严以及他的逝世压倒了……他像一个帝王般地死去了，在临死前，他拒绝了一切庸俗的、不必要的、只有会侮辱死亡的东西……现在我们失去了他而仍然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可怕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相信托尔斯泰这样的巨人死了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消失，他再一次承认了人死后生命仍然存在的信仰，他神往着能在另一个世界上仍然跟托尔斯泰生活在一起，他给友人写信说：“刚生过重病的我不禁觉得，同他一起去到那个另外的世界并不感到可怕了……”
生也神往，死亦神往，我们从生命的质量精神的品位上来理解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这种生生死死的神往，所获得的感受不再止于艺术领域了。一种精神的标高像北斗远远地悬在茫茫夜空的前方，神往追求，虽九死而犹未悔。苦难的人生需要庄重的朝圣，精神的灵光闪耀时才会有圣洁的微笑。高尔基曾经这样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我想你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你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不会错的，你的心像一面镜子。你是这样准确地从生活中抓住了它的微笑——它那严峻的脸上的悲伤而慈祥的微笑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抓住的微笑，不只是舞台上演员的表演，而是生活中逼真的现实，真实性是闻名于世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主要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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