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说，在和周扬的历史恩怨中丁玲始终是值得同情的弱者；那么，在和沈从文的历史恩怨中，丁玲就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强者了！
丁玲结识沈从文在1925年的北平，丁玲与胡也频一见钟情，而沈从文已经是胡也频的好朋友。传言三人情深而浪漫，往往百无避忌，大被同眠。传言难免夸张，但三人友情深厚却是事实。1927年后他们同到上海，创立“红黑社”，出版《红黑》和《人间杂志》，而三人又在小说创作上你追我赶，一时成为文坛佳话。即使在胡也频加入“左联”后，倾向“新月派”的沈从文仍然和他亲如手足。1931年初胡也频被捕、牺牲，沈从文作《记胡也频》以示悼念。尽管沈从文并不赞成胡也频的革命事业，但他的哀悼是真诚的。正是他，陪丁玲回湖南常德，将也频的遗孤交丁玲的母亲抚养。待到1933年夏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又大力营救，连发两个营救声明。讹传丁玲牺牲后，他又写了《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寄托自己的哀思。一个与自己政见截然不同的朋友，能够为自己倾注这样多努力和情感，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让人遗憾而不可理解的是，丁玲竟然和沈从文反目了！
对此，我懵然不知。一天，我拿着《记丁玲》正、续集上抄录的丁玲致沈从文的8封信的片断去拜访丁玲，希望将它们收入正在编辑的《丁玲集外文选》，不料却遭到了丁玲的断然拒绝：
袁良骏，你要研究我，一定不要受沈从文的影响。他那两本书，是他任意编造的小说，毫无参考价值。他以为我死了，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的小说，我一定要在他生前写一篇文章，说明真相。
说着，丁玲到书房拿出一本香港版的《记丁玲》，并打开给我看。我一看，好多空白处都批上了红字。她又说：“这书是一位日本朋友刚送我的，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
时隔不久，丁玲果然写了一篇“说明真相”其实是痛骂沈从文的文章，题为《也频与革命》，登在1980年第3期的《诗刊》上。文中称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称《记丁玲》为“编得很拙劣”的“小说”。
丁玲全然不顾当年老朋友的深情厚谊，出口伤人，不留丝毫余地，显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交友之道。而她扣给沈从文的三顶大帽子，又十足表现了她的盛气凌人，惟我独“革”。当时，一位朋友对我说“你不要同情丁玲。丁玲如果掌了权，整起周扬来，也绝不会比周扬整她差！”是这样吗？我不能不陷入深深的困惑。
作为一名研究者，我曾向丁玲发出这样的疑问：“您和沈从文的关系是怎样疏远的？”丁玲给了我这样的回答：
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但是，我还是和陈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当时，他很害怕。我们告诉他：共产党不会杀你的，怕什么？
我相信这个解释的真实性。为了远祸，不敢去看望丁玲的的母亲（还有他和丁玲一起送去的那个孩子！），不敢保释丁玲出狱，这都符合沈从文的性格，这都不可能不使丁玲伤心。有了这条裂痕，再要回复当年的情谊确乎不可能了。然而，这不足以构成丁玲公开大骂沈从文的理由。丁玲必须考虑到当年的“白色恐怖”，心须设身处地多为老朋友想一想。既然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很快发表了营救声明，说明开始他并不是袖手旁观。后来不敢出面保释，不敢看望丁玲母亲、孩子，说明他确乎是畏难却步了。这只能说明沈从文的软弱，不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但还不能说明沈从文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丁玲完全有理由当面斥责沈从文，这就是传统的“友直”。但还要有“友谅”才是。沈从文出面保释丁玲，会不会给他戴上一顶“红帽子”？会不会把他也逮进去？沈从文为了朋友不应计较这些，应把生死置之度外。然而丁玲却必须考虑这一切，特别在若干年之后，特别在革命胜利之后，特别在沈从文解放后经历了多年的打击、磨难之后，丁玲应该宽容大度，“君子不念旧恶”，放老朋友一马。因此，尽管丁玲自以为理直气壮，她那样公开大骂沈从文也是不得人心的，有失大家风范的。何况，那三顶大帽子，沈从文如何戴得起？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充其量是一个“观潮派”。他尽管对也频的走向革命不理解、惋惜、褒贬失当，但还不能说是恶意指责或诅咒革命。不理解革命的人很多，为什么对沈从文作不切实际的苛求呢？为什么那样红口白牙地恶语相向呢？
至于硬要说《记丁玲》是“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更是无法成立了。这两本书，加上那本《记胡也频》，都是纪实性作品，所记丁玲和胡也频的生活、创作、情感都是真实的，都是沈从文的所见所闻，怎么能贬之为“编得很拙劣”的“小说”呢？十分不服人的是，丁玲一口咬定《记丁玲》是“编得很拙劣”的“小说”，但却毫无论证，未能举出任何实例，读者如何相信？以收入书中的丁玲致沈从文的8封信为例，沈从文生前一直保存着原件，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又怎能说是“编造”？不是“编造”的另一证明是，沈从文在书中的感情也是真实的。他惋惜胡也频幼稚，盲目卷进政治斗争漩涡，成了无谓的牺牲品；他贬抑鲁迅和“左联”，认为他们争文坛正统，浪费宝贵精力；他讨厌丁玲的第二个丈夫冯达。如此等等，不管对错，都是沈从文的真实态度，真实情感。惟其是真实的，它才有价值。沈从文的这几本书，具有不可或缺的三十年代文坛回忆录的性质，绝不是“编得很拙劣”的“小说”。
丁玲同志不同意书中对胡也频、对鲁迅、对“左联”的态度，完全可以正面批驳其悖谬，而不可以“小说”目之。丁玲也肯定不同意书中所写她当年与冯雪峰的“感情散步”以及她与冯达的同居。但这是青年时代的往事，有什么大不了？丁玲晚年对这些事讳莫如深，有一次把一位追根问底的美国学者毫不客气地轰了出来，这种做法和心态，绝对不能说是妥当和健康的。
据说，丁玲的文章和态度大大惹恼了沈从文，他决定在《沈从文全集》中不收《记丁玲》和《记胡也频》以示抗议。先生这样做也同样是感情用事了。既然它们是真实的，无论丁玲怎么说，都一定要收入全集。否则，这也不收，那也不收，还叫《全集》吗？还有《全集》吗？
（摘自《粤海风》2001年第3期，袁良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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