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始终认为，作学问和做人不分家。先生的学品如人品，执着而刚直。因此，我们只能从作学问和做人相统一的高度上来探究先生的为学之要和做人之道。
何干之，原名谭毓均，学名谭秀峰，1936年用何干之笔名发表文章，此后，即改名何干之。从1928年在《台山日报》、《南华日报》等发表文章开始，先生就走上了一条无怨无悔的学术研究之路。不论是白色恐怖的流亡时期，还是抗日烽火的残酷岁月，先生始终不停顿地研究中国革命问题，著书立说。这期间，既有可飞黄腾达的高官之诱，又有可通达富裕的厚禄之惑，先生从不为之心动。先生作为抗战后第一批来到延安的全国知名的理论家，党中央非常重视。先生很快被任命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后来，党中央曾考虑调他到陕甘宁边区政策研究室工作，毛泽东也曾想留他做理论秘书。先生考虑再三，认为从事自己擅长的学术研究可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于是，就婉辞谢绝了。对学术研究的执着追求，从先生的名字也可略见一斑。在革命低潮时先生常常自问，何以干之呢？就是说干什么呢？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先生立志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事业，致力于学术理论研究，所以自1936年开始就用“何干之”做笔名，后来干脆叫何干之了。先生有一个特别的嗜好，读书时总喜欢不时嗅书。先生觉得，书里有一种特别好闻的香味儿。先生对学术研究情有独钟，几近到了痴迷的程度。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的学术生涯与共和国共命运，走过了曲折艰辛的道路。不管何时何地，不变的是先生那颗赤诚的学术良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先生进行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因此，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便成了先生的学术良心之所在，也是先生终生不渝的追求。正是这颗赤诚的学术良心，使先生淡泊名利，在学术研究之路上孜孜以求；也正是这颗赤诚的学术良心，造就了先生博大的学术胸怀和一个个创作高峰。即便是在逆境中，先生的创作热情也从未减弱过。
赤诚的学术良心使先生养成了刚直的学术品格。即便是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先生也从未说过一句违心话，办过一件违心事。1957年，康生把矛头对准了人民大学两位全国知名的一级教授———何思敬和何干之。康生在人民大学贴出的大字报扬言：“我不怕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不怕无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对先生施加政治压力。先生十分反感，从不屈服，坚持认为：系统的理论教育必须坚持。1959年，鉴于当时“左”的思潮泛滥，先生开了一门新课，旨在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后来受批评时，先生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开这门课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左’。”在基本理论观点上始终没有屈服。
十年动乱中，先生的一生和全部的理论成果、教学工作被全部否定。一时黑云压顶。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培育起来的真理和信念，岂能屈服于暴力。从动乱一开始，先生就坚定地说：“这是右派翻天！”当批判他的著作是“修正主义”时，先生说：“我是为了反‘左’。”当污蔑他是“为蒋介石树碑立传”时，先生愤怒地认为，这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研究敌我友。无论是来软的，还是来硬的，试图让先生放弃真理，恐怕比登天还难，表现出了刚直的学术品格。
先生给四个儿子起的名字用心良苦，为的是使这种刚直的学术品格代代相传。大儿子“及锋”，寓意“及锋而试”；二儿子“苗挺”，意为希望他挺拔且茁壮成长；三儿子“劲草”，意思是疾风知劲草；四儿子“丁萌”，意为风摧大地后萌生的新芽。四个儿子的名字都曾做过鲁迅的笔名。看得出，先生不仅学习鲁迅的文风，更崇尚鲁迅的风骨。
先生素以治学严谨而著称。对所有研究成果，不满意决不出手。先生坚决反对学术上的粗制滥造。撰写每部著作前都要写读书札记和资料摘抄，并进行人物专访，取得第一手资料，成稿后逐字推敲，反复修改。讲课必认真写讲稿，课后再根据学生反馈意见进行修改，即成一篇上好的文章。对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毛泽东大加赞赏，在致先生的信中说：“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是第二个态度。”（毛泽东：《致何干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6———137页）
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涵养起了厚实的理论底蕴，理论功底非常扎实，以致后来能够厚积薄发。即使在成名之后，也从未放弃过理论学习。1949年4月华北大学迁到北平后，扩大招生，先生除在华大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外，还常常接受各大学的邀请去做报告，忙的不亦乐乎。先生在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也从未懈怠。先生在给亲人的信中，流露出这种急迫心情。先生说，现在只有早晚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必须占用睡眠的时间读书，“时代走得多么快呢？不努力赶上，怎么办？”先生一面如饥似渴地读书，一面考虑新的研究计划。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多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扎实的理论功底。先生以对学术理论的执着追求、富有一颗赤诚的学术良心、学术品格刚直、治学态度严谨、理论功底扎实、为人正直而享誉学术界，不会也不屑于八面玲珑、察言观色，总是用学者深邃而严谨的眼光观察一切，从不与阿谀奉承之辈为伍。王若飞同志曾赠先生“大书呆子”的美称。先生戏言：“我死后就在墓前立一块石碑，上面写‘大书呆子何干之之墓’。”细细想来，这种“书呆子”精神高度浓缩了先生的为学之要和做人之道。正是这种不善于“追风”的正直的“书呆子”精神，造就了我们这位值得称颂、堪为万世楷模的一代宗师。细细想来，大凡做学问者缺少的不正是这种执着、严谨、刚直、正直的“书呆子”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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