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张志扬指出，起源于地中海的启蒙主义发展出一种具有全球化倾向的技术文明，而启蒙主义的本意是将个人作为中心。文化应该是多样性的发展，而不是权力性的统治，所谓“现代性危机”就是技术、欲望、民众三位一体，技术刺激了民众对利益的欲望，淹没了对精神的追求。1973年去世的德国哲学家李奥·施特劳斯关注现代人的精神归宿问题，试图在西方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哲学和虚无主义哲学之间，寻求第三种哲学。张志扬强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如何面对大众化，既不独断，也不虚无，这是寻找精神性的难题。
艺术史家朱青生从1996年德国艺术品收藏家路德维希捐赠给中国的一批现代艺术作品谈起，指出现代艺术不仅是现代社会的表征和现象，也是现代人自我成长的营养和要素，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的基本标志。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要更为关注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发展出来的现代艺术倾向，在全球性的文化冲突中，这种现代艺术表明了中华民族通过艺术呈现自身现代化的决心和能力，而不是为了经济的发展牺牲艺术、文化与精神。
工艺美术史家杭间从全球化角度对中国当代设计进行了讨论，他指出，自1840年以来，中国始终处于从封建制向西方社会发展模式转换的过程中，直到1949年，这一过程尚未造成社会底层百姓生活的真正“西化”，这从“五四”以来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人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从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才真正受到冲击。50年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手工艺面临着机械化的冲击，国家对重工业的全力发展，使手工艺生产成为出口创汇支援重工业的手段，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被简化到最为朴素的程度，因此也就谈不上自觉的设计意识。80年代以来，是中国设计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与中国社会迅速的现代化、市场化、商品化有关。从形式也是思想的角度来看，90年代以来青年人的消费，特别是网络时代人们对设计的使用与观看值得重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面临国际性的设计潮流，如何在冲突中调整与发展，是设计界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
来自德国的科勒博士（Koehler）参加了研讨会，他认为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转型期中，有关艺术与经济的关系中世界各国都会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全球化”问题，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全球化”了，我们的个性还能否保留？欧美各国都有许多专家在思考社会转型时期的艺术与文化，德国的人文学者指出，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较之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要更为迅速，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有很好的基础，即中国的哲学、文化、艺术传统支持了这一改革。科勒博士坚信文化的因素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且强调一个国家在发展中必须保持自己的特性，即成功地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与价值观。西方正在逐步放弃“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除此之外，哲学家周国平、文学评论家蒋原伦和建筑评论家王明贤也就各自领域的问题为会议提供了很好的论文或发言。
作为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反思，“四方工作室”的展览和相关研讨会是艺术与文化的互动，主办者与策划人希望藉此加强不同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沟通，共同推进新世纪积极健康的中国新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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