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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帝汶是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对男女之事，非常保守。在印尼统治的二十多年里，虽然娼妓十分盛行，甚至达到了半公开的程度，但印尼属穆斯林国家，对女子的服饰要求也很严格。目前在东帝汶，当地女孩子的服饰受联合国人员影响，虽然越来越开放，暴露的范围越来越大，但还没有女子穿泳装到海滨游泳的。偶见女孩子到海边玩耍，也都是穿着衣服跳进海里，根本不是游泳。东帝汶是个炎热的赤道国家，联合国的女性在工作之余，当然不会像当地人一样包裹自己，特别是白人女性，更加着重突出自己优美的曲线和性感的一面。由于任务区条件艰苦，许多联合国人员都临时结成“露水夫妻”，以共同度过那难熬的苦闷时光。因此，每当黄昏或节假日，到处可见联合国的人员成双入对，出入于餐馆和海滨。可能当地男性对这突如其来的诱惑没有任何文化和心理准备，于是，针对联合国人员特别是白人女性的犯罪突然猛增。白人女性被当地男子性骚扰和性侵害的案件时有发生。
11月24日，在科摩罗管区的海滨，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伤害外国人、强奸（未遂）外国人的案件。
21时30分左右，一名澳大利亚籍男子（某建筑公司职员），与他的美国籍女友（某NGO人员）一起来到了海边沙滩。23时左右，一伙当地男子突然来到他们面前，不由分说，上来就将那位澳洲男子拉到一边痛打！一个家伙捡起地上的一块儿石头，猛击其面部，将其颚骨击碎。另外几个人则撕掉美国女子的衣服，企图进行强奸。两人拼命挣脱了他们的袭击，一同跳进海里。两人游出几十米后，在海中朝有灯光的使馆区方向游去。半途中，澳洲男子由于伤势过重，精疲力竭之下，绝望地对其美国女友说：“我坚持不住了，就让我死在这里，你自己逃生去吧！”他的女友还算个有情意的女子，坚持救他同走，不肯丢弃他。这时，那些家伙中的三个又划着一条小渔船追了上来。那位美国女子用葡萄牙语哀求道：“求求你们，救救他吧！”三人中的其中一个也用葡萄牙语答道：“好吧，我把你们带到我们那里救护！”美国女子仍不放心地问：“你能向上帝发誓吗？”那男子答道：“好吧，我发誓。”这样，他俩才同意随他们一同上岸。快到岸边的时候，美国女子发现有两辆车闪着警灯朝这边开来，马上大声呼叫救命！其中一个男子企图用手捂住她的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快速反应防暴队的人已经听到了呼救，跳下车后将在场7人悉数拿获，并将受害者送往医院救治。
25日大清早，我接到命令，让我局到监狱将昨晚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提审、侦讯，因为案件发生在科摩罗的管区内。我带人来到监狱的接待室，发现一位邻居坐在那里。由于她是联合国某人权官员的翻译，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我们平时偶有交谈，还算熟悉。今天见到我的到来，她异乎寻常地热情，并向在场的警察称我为“最好的朋友”。我知道，这也是“礼下于人，必有所求”的，就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她的丈夫被误抓到这里。我来到那7个嫌犯的监室，发现几乎全部是熟悉的面孔，有两个居然是我的邻居，其中一个就是那位女翻译的丈夫！这下不好办了！都是熟人，弄不好会得罪了全村的百姓，以后怎么在那里居住？但我是警察，又岂能因私废公！我让手下人将7个犯罪嫌疑人全部带回局里，关进我局的滞留室，由刑侦队接手这个案件，进行审讯。同时，我也将那位女翻译带到我的办公室。我必须首先做好她的工作，否则她回村里进行煽动，难保那些愚蠢的游手好闲的家伙不做出蠢事来；另外，她为人权官员工作，如果有人指控我违反人权，那也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虽然说“脚正不怕鞋歪”。我首先听取了她的陈述，她的故事是：昨天夜里，他的丈夫到海上钓鱼，听见有人在海里呼救，马上过去救人。
当这两个白人被救上岸时，女人突然呼救！RRU（快速反应防暴队）听到了呼救，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她的丈夫和他的朋友全部抓了起来。听了她的陈述后，我很耐心地向她解释：由于昨天抓人时，我和我的警察都不在现场，所以我目前不能断定是否抓错了人。但请你放心，我们警察是按程序公正执法的，我们不会冤枉任何无辜者，但也不会放过任何罪犯。可能当时她也坚信她的丈夫是无辜的，强烈要求找到受害人进行辨认。我告诉她，我的侦察员当然会采取一切手段，其中包括请受害人辨认，来弄清事实真相的。与她谈话完毕，我拿来我的几瓶矿泉水和饼干，让她交给她的丈夫和其他几个犯罪嫌疑人，然后让她在会客室等候。我把刑侦队长叫到我的办公室，反复叮嘱说：“这个案子涉及到两个外国人，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妻子又是某人权官员的翻译，所以十分敏感。你要亲自督办这个案子，并告诉你的手下，小心行事，每个步骤都要严格遵守法律，不得有任何差错。另外，如有可能，尽快找受害人做笔录，尽量争取今天进行辨认，以便尽快弄清事实真相。今天下班前，一定写出初步的案情报告。”
当天，工作特别忙，由于还发生了骚乱，我们又抓了许多人。不巧的是当天我们只有一个翻译在工作，急需翻译，那位邻居的女翻译就主动来帮助我们，忙了几乎整整一天！直到下午快下班时，刑侦队员才安排由受害人进行辨认的工作。辨认的结果是，7个嫌疑人中有三个人被辨认出来，其中包括那位女翻译的丈夫；而在这7人的口供中，都惊人相似地强调当时他们在一起（由于监室有限，昨晚7人被关在同一牢房，他们已经串供）。由此可以断定，如果被辨认出来的三人是凶手，那么其他人也必定是同伙。当我把辨认的结果（只说她丈夫已被辨认出来）告诉那位女翻译时，她的泪水马上流了下来！一句话也没说，转身走了。我深为这位深明大义的翻译所感动，同时也为她“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而惋惜。出我意料的是，在她丈夫入狱期间，一天深夜，在我的宿舍附近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她还是一如既往地为我做翻译，帮我抓人！如果东帝汶人都能像她一样，何愁国家搞不好。
当时，这个案件轰动了整个东帝汶。我写的关于这个案件的快报，被复印了很多份，分发给了新闻媒体、澳大利亚使馆、澳PKF安全官、警察总监、警察司令部值班室、帝力市局司令等等，电台里也用英语和德顿语进行了广播。
可气的是，这个团伙被抓获后，听说还有其他团伙仍然在海滨活动。据情报部门反映，在帝力市共有三个类似的团伙。为不让类似悲剧重演，我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力图将这些团伙一网打尽。其实，这只是一个全球警界常用的手法：诱捕！即找一个白人女警作诱饵，由一个男警陪伴，黄昏后到海边去装成恋人，诱捕那些家伙上钩。但由于科摩罗分局没有白人女警，这个行动不得不由别的单位来实施。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没有一个人上钩！我们都开玩笑说，那个执行任务的女警魅力不够。但后来我与一位村长谈话中才得知，这个行动漏了风！但它的效果是同样的：当地人都知道警察在海滨设计抓人，从此之后，再无坏人到海滩去骚扰外国人。
一个多月后，早会期间，我听到了一个令我十分气愤的消息：由于人权机构的压力，法官已签署命令，将那7个犯罪嫌疑人保释出狱！当着众多与会同僚，我说了一句粗话：“这就是他妈的联合国！”大家也都无奈地摇头。
（摘自《东帝汶维和亲历记》，徐志达著，群众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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