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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回到张爱玲时代

2001-07-25 来源:中华读书报 杭 间 我有话说

杭稚英画室1935年左右绘制的《新五子登科》单幅年画。画面取材于杭稚英一家的生活。

我最近正在考虑加入北京的贷款购房热中去。试想,向银行借自己未来20年30年以后的钱先花,那感觉可能真的很“酷”,尤其对我这样已过不惑之年的人来说,这“酷”来自对未来生活的冒险。媒体们渲染的那个中国和美国老太太在天堂见面的故事,让许多生活在城市的农民的后代印象深刻,有那位累了一辈子未住上正经房子却在临死前长吁自己终于攒够了买房的钱的中国老太太做镜子,中国人决定要当“美国老太太”了。

但问题接着而来,买什么房子在什么地方买房?我的一些朋友已经在北京的远郊县住了下来,他们鼓动我去,理由是回归田园和自然对于文化人来说是正道,但我迟疑不决,我是个懒人,又无车,而且喜欢热闹怕长时间的寂寞,隔一段时间不去大商厦看看有无新来的新奇玩意、家用电器,便感到少了点什么,我当然不便把这些理由说出口,从陶渊明或者比他老人家更早的时候,向往乡野便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我要暴露自己是俗人吗?

但想不通喜欢城市究竟错在哪里?沈从文的《边城》或者《瓦尔登湖》之类的东西我也是读过的而且也喜欢,不过假如我已经住在乡下,这些东西恐怕是一个字也读不进去。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中说:“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张爱玲似乎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她怎么那么了解“乡风”?

狭义地看,城市确实是个好地方。就说张爱玲当年所居的上海,1940年代,虽然是“孤岛”,有租界和资产阶级、买办,但文学艺术的发达却是有目共睹的,左翼、救亡文学、现代主义、鸳鸯蝴蝶派,纷纷登台驰骋,商业带来市民文化的繁荣,到上海去的人将俗和雅一起消费了,以至于今日一些不明就里的人想象起来,还神往之至。也许还是张爱玲说的妥贴些:“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到底是上海人》)这种“奇异的智慧”直到今日还使上海人具有独特的魅力,浦东开发的迅速,让人隐约感到他们从石库门中养成良好素质,精明、守信、虚荣有时成为一种向上的动力。市民文化的精髓是生活文化,生活的背后有商业经济制约着的伦理和人际交往规则,“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平等虽然有时是血和泪混合着的,但从人类发展的大处看是有进步意义的。“孤岛”时期上海文坛的进步作家曾提出一个极有影响的口号:“表现上海”,是因为“孤岛”有很多作家对上海的社会状况和市民生活在抗战以来的变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因此号召大家“从认识具体的、物资的上海开始,再达到认识精神的上海”。张爱玲在《更衣记》里以服饰发展为例,十分清楚地指出了这种生活与思潮的关系:“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只能够创造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个人住在个人的衣服里。”张爱玲甚至从时尚的角度,推断“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40年代的上海并不完美,岂止不完美,问题很多,但是正是这种许多问题构成了多元和自由,富有与贫穷,摩登与老土,奢华与朴素,慷慨与势利,正直与投机……也许这样的表述仍然不足以反映上海的丰富和复杂。

当然我们读《子夜》的心情不会是欢快的,茅盾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有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和人文视角,因此假如把1940年代说成是“张爱玲时代”并不十分贴切,40年代是“奇异”而复杂的,她还有许多“另一面”,翻开编年史,随手拈来有这样的事:1940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勾画了新中国的理想;同时,在上海的难民饥寒交迫,有人饿死;那一年,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但是中国艺术博览会仍然在莫斯科如期开幕;条件艰苦的陕甘宁边区还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南京,国民教育制度正式推行,强行推行三年的义务教育;宋美龄设文学基金鼓励女作家;郭沫若在陪都重庆江北挖掘汉墓取得成果,成为战时文化界的一条重大新闻;巴金的《家》出版;上海办的远东地区最大最豪华画报《良友画报》介绍迪斯尼动画人物匹诺曹;全国禁烟;上海的电影公司打擂,《孟丽君》、《三笑》等言情电影纷纷出笼;中国茶叶公司与复旦大学合办茶叶系;同年,中华基督教协会倡议举行“首届父母节”;上海租界难民救济协会评“中国小姐”,颁奖时拍卖亲吻权,用以救济难民……这些貌似杂乱的事件,却深藏着深刻的内在关系。

“假如回到张爱玲时代”的“假如”应是有条件的一种虚拟,多是一种知其不可为的感怀,但是这种虚拟是有参照物的,这种参照物因其某种原因而成为一种理想,且不论这种理想与实际的距离如何,它本身的含义与虚拟时提出的现实意义相比较,就有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成分,这就提升了“假设”的意义,它越过了牢骚和无奈,而具有人类终极悲悯的意义。

“张爱玲时代”是回不去了,我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查不到“张爱玲”的条目就是一个明证,40年代的上海真的那么有意思吗?有浮世的纸醉金迷,有孤岛的风花雪月,学术和享乐并存,也许这些都是一种梦幻,我还是回到我的现实,要决定:我的房子究竟选远郊还是就在城里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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