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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两年，著名学者余秋雨到深圳演讲，讲稿被整理发表后却引来不少争议。其中对深圳文化在当下及未来地位的评价使深圳本地的学者也站出来辩诘。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争议的起因其实就是一个，学者受当地有关部门邀请，对当地文化建设说了一系列的好话，让人产生“过头”之嫌。实情如何，我不知道，但由此倒使人想起了鲁迅。
鲁迅一生共演讲过六十多次，北京、西安、厦门、上海、广州等地的大学和文学团体，都曾邀请鲁迅前往演讲。作为被时人称为“文豪”的鲁迅，被邀演讲听者众多，有关方面也是隆重盛邀。而鲁迅却从未因场面需要改变自己的谈话风格，反而常给人“不近情理”的感觉。让人心生感慨。
1924年7月，鲁迅到西北大学演讲，讲题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其间陕西省省长、军阀刘镇华邀请鲁迅为驻西安的陆军下级军官演讲，刘的目的是让鲁迅在讲演中对他的“政绩”推崇一番，以抬高自己的威信。鲁迅在受邀同时指出：“我向士兵讲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结果，鲁迅为士兵上了一回小说课，刘军阀的目的彻底落空。
1927年1月23日，鲁迅应广州世界语会邀请前往演讲。一位姓黄的组织者为了能让鲁迅应允演讲，对鲁迅恭维了一番，说鲁迅在北京时曾极力提倡世界语，“鲁迅连忙否认，说那是周作人，不是他。”第二天开会，“黄登台致词，又恭颂鲁迅以前提倡世界语之功，即请鲁迅演说，而鲁迅一登台就又声明那是周作人，不是他。”（马蹄疾《鲁迅讲演考》第121页）鲁迅的认真足以让热心的组织者“难为情”。
而最能见出鲁迅风范的，是1926年11月在厦门集美大学的一次演讲。据史料记载，当时的集美大学校长叶渊请鲁迅和林语堂一同前往，办学方针趋于保守的叶，自知鲁迅是一位“思想前进的文人”，为了不使鲁迅的演讲与自己的观点相左，特地先请鲁迅“一些好点心吃，然后才带他进礼堂”。但鲁迅登台就讲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听说叶校长办学很拘束，学生极不自由，殊不敢加以赞同。……刚才叶校长又请我吃面。吃了人家的东西，好像要说人家的好话，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对于叶校长办学的方法之错误，以及青年身心的发展，和参加社会的活动必要等等，我仍旧是非说不可的。”
鲁迅吃了人家的却嘴不软，足令叶校长露出“失望不安的情态”。（马蹄疾《鲁迅讲演考》第100页）鲁迅自己也曾对这次演讲发表过看法。“校长实在沉鸷得很，殷勤劝我吃饭。我却一面吃，一面愁。心里想，先给我演说就好了，听得讨厌，就可以不请我吃饭；现在饭已下肚，倘使说话有背谬之处，适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后讲演，我说的是照例的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等类的话。”“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
鲁迅无论在西安、厦门、广州，演讲大多是被别人一再邀请之后前往。场面之热烈，待遇之优厚显而易见，但鲁迅身处恭维、殷勤的包围圈，头脑却保持一以贯之的清醒，言论绝不受时势的左右，只说自己“要说的话”，不管别人如何心机枉费。也正因此，才使他的演讲同他的文章一样，保持了一位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品格。鲁迅精神境界的独特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当下中国是一个对话、研讨、演说盛行的时代，有名望的文化人正四处出动，纷纷发表各自对时势、对文化的高见。因此引出的一些歧见和反感时有所见。鲁迅先生的演讲原则，尤其是“吃了别人的嘴不软”的态度，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学鲁迅，不但要学他的杂文风格、小说技法，更要学他的为人处世。即使是当下最具批判姿态的学者，把他们参加演说、研讨活动的言论收集起来，可能会呈现出另外一种面孔。看来，我们与鲁迅的距离，还差得很远呐！
（摘自《鲁迅的文化视野》，阎晶明著，昆仑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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