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著《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张鸣译，是影响颇广的刘东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的一部（邓正来校，责任编委：刘东，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原著是汉史研究的经典，译文也大体简洁精当，捧读再三，收益颇多。然而译文中仍有可以商榷之处。例如，在第6章“农作之外的选择”中“生产与市场销售”一节谈到崔?所著《四民月令》：“《四民月令》里列举了为数众多的物品生产活动，这些生产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家庭的消费，另一方面也为了能出售获利。”“此外，《后汉书》有关崔?生平的叙述里，也清楚地提到崔家制作和出售酒、醋和豆瓣酱等以增加家里的收入。《四民月令》里频繁地提到这些产品。”这段论述，看起来原文语义清晰，译文亦明白流畅，似乎并没有问题。
然而，其实问题是存在的。问题在于“豆瓣酱”。
关于崔家制作和出售的“酒、醋和豆瓣酱等”，据说“《后汉书》有关崔?生平的叙述里”曾经“清楚地提到”，又据说“《四民月令》里频繁地提到这些产品”。然而我们读《后汉书·崔?传》，只看到“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竟然连“酱”字也没有出现，更无从说“豆瓣酱”了。《四民月令》中多处说到“酱”，然而除豆酱外，又有鱼酱、肉酱等。缪启愉《四民月令辑释》说，“作酱是利用麴菌来糖化淀粉并水解蛋白质使产生氨基酸，因而产生鲜味。古代利用鱼、肉类的蛋白质作原料，现在则用豆类的蛋白质。”（农业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4页）《四民月令》还记载，有用榆荚制作的“榆酱”。“榆酱”又见于《说文·酉部》。《白虎通义》则直接称之为“榆荚酱”。《太平御览》卷九三六引曹操《四时食制》：“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是饮食史著名的史料。《北堂书钞》同卷及《太平御览》卷四七八引《张敞集·敞答朱登书》又说到“蟹酱”。《礼记·内则》可见“卵酱”，郑玄有注，可知汉代人对于这种食品是熟悉的。孔颖达解释说：“‘卵’谓鱼子，以鱼子为酱。”《论语·乡党》：“不得其酱，不食。”汉儒马融解释说：“鱼脍非芥酱不食。”看来汉代又有
用芥子作为制酱原料的情形。枚乘《七发》中说到“勺药之酱”，可能是采用芍药作为制作酱的香料。汉代又有著名的“枸酱”，见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太平御览》卷九七一引《风俗通》：“橙皮可为酱齑。”《周礼·天官·内饔》曾经说到“百羞酱物珍物”。汉代的“酱”，已经有许多品种。言酱则以为必“豆瓣酱”，是不符合当时情形的。
其实，许倬云关于崔家作酱一段文字下有注释：“关于崔家酒、醋、酱等生意，见《后汉书》，第52卷，页18a。”可见许著原文所说，可能只是“酱”，而并非“豆瓣酱”。“豆瓣酱”误译之所以发生，是以“现在”“用豆类的蛋白质”作酱的带有局限性的知识，遮蔽了当时制作和食用“百羞酱物珍物”的饮食史的真实。
法国学者谢和耐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有刘东译本，也列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其中译文微疵，同样涉及中国古文献的回译问题。如关于“个人卫生”一节，写道：“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政事的借口。”于是，“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一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一个月的上旬、中旬和下旬。”文中插入的译注，态度非常谦虚：“此句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第89页）这里所说的“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当为古籍所见“上浣”、“中浣”、“下浣”或“上?”、“中?”、“下?”。明代学者杨慎《丹铅总录》卷三写道：“俗以上?、中?、下?为上旬、中旬、下旬，盖本唐制十日一休沐。”称“上浣”的文例，有《花月痕》第五十一回：“时岁次乙丑，秋八月上浣，富川韩彝撰文，雁门杜梦仙书丹。”就连《现代汉语词典》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唐代定制，官吏十天一次休息洗沐，每月分为上浣、中浣、下浣，后来借作上旬、中旬、下旬的别称。”
关于“个人卫生”的内容中，又有这样一段文字：“……还有一些洗澡狂，比如有位叫蒲承蒙（音译）的，他每日洗脸、洗脚、洗身各两次，一次大洗一次小洗。他洗浴时要由一大群仆人伺候，而且每洗一次要用五大桶热水。最后应提到的是一些迷信的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在鼠日或兔日（th e d ay o f th e R a t o r o f th e H are）沐浴，因为在这种日子洗澡被认为不吉利。”（第91页）今按：“蒲承蒙”应为“蒲宗孟”。《宋史·蒲宗孟传》记载：“常日盥洁，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每用婢子数人，一浴至汤五斛。”而译文所谓“鼠日或兔日”，亦似以按照中国古代习俗，译作“子日或卯日”为好。
美国学者W.爱伯哈德著《中国文化象征词典》（陈建宪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6月版），《读书》杂志曾予介绍，说到“这部辞典是颇具启发性的”，“当使中国文化中的象征符号得到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颜舜华文，《读书》1990年11期）。然而其中译文的问题却是不能不指出的。
如“侏儒（Dw a r fs）”条写道，“……据说在中国本土，也有一个地区（湖南的桃潮）发现了许多侏儒，这是朝廷弄臣的一个来源。”对于所谓“桃潮”，译注称：“这个地名是根据‘Tao Ch ao’而拼音出的。”（第87页）其实，所谓“桃潮”应译“道州”。《旧唐书·隐逸列传·阳城》：“道州土地产民多矮，每年常配乡户贡其男，号为‘矮奴’。”《新唐书·卓行列传·阳城》也记载：“（道）州产侏儒，岁贡诸朝。”白居易又有著名的《道州民》诗，写道：“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进送，号为道州任土贡。”
“妈祖（M a－zu）”条译文如下：“妈祖是东南沿海地区特别崇拜的一个女神。”“1960年4月14日，台湾培康的妈祖庙中曾为她举行了一千零一岁诞辰庆典。”页下又有译注：“培康这一地名为‘Pe i－k an g’的音译。”（第199页至第200页）其实，“Pe i－k an g”应即北港。马书田著《华夏诸神》写道，妈祖在台湾极受崇拜，台湾的妈祖庙、天妃宫竟多达五六百座，“如北港镇的朝天宫，香火极盛，每年前来烧香保平安的达一百万人以上！”（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103页）
《中国文化象征词典》地名的误译，又见于“狼（W o lf）”条下的这段文字：“在中国北方的俄德地区，流传着一个弃婴被狼收养，并给这孩子后来的生活提供指导的故事，……”译注：“‘俄德’为‘o rd o s’一词音译。”（第354页）“o rd o s”显然应当译作“鄂尔多斯”。所谓“弃婴被狼收养”的传说，见于《史记·大宛列传》。
又如“猪（Pig）”条下的译文：“由于玄坦神是个穆斯林，因此没有人以猪肉向他献祭。”译注写道：“玄坦神为‘X u an－Tan’的音译。”其实，“Xu an－Tan”应译作“玄坛”，玄坛神即财神赵玄坛，亦称赵公明或赵元帅。清人顾禄《清嘉录》卷三写道：“俗以三月十五日为玄坛神诞，谓神司财，能致人富，故居人多塑像供奉。或谓神回族，不食猪肉，每祀以烧酒牛肉，俗谓斋玄坛。”神话学者吕微指出，《清嘉录》描述的只是清代苏州的地方民俗，但同样以财神为回民或伊斯兰教徒的说法也流传于京、津、沪等大城市。以财神及其侍者为回族人，暗示了财神信仰的背后隐含着中、西交往的文化背景。（《中国的财神信仰》，学苑出版社2001年修订版）
在“六（Six）”条下，有这样的文字：“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吕氏春秋》中有‘六河?和‘六皇’的说法，……”（第297页）查《吕氏春秋》，未见“六河”及“六皇”之说。《吕氏春秋·有始》：“水有六川”，“何谓‘六川’？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又《吕氏春秋·当务》：“备说非六王、五伯，……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见六王、五伯，将?其头’矣。”可见，“六河”应译“六川”，“六皇”应译“六王”。
《中国文化象征词典》中“花（Flowers）”条下写道：“‘百花齐放’的口号，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来源。在《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下述这段准备洞房的描述：‘我将荷叶撒在屋顶，将菖蒲与兰花挂在墙上。薄荷香满庭院，屋梁用的是香樟。墙上是贝，门上是木兰，屋脊上是芍药，各色藤蔓绕成了窗帘。地上铺着草毯，垫席上垂着白玉。兰花飘洒着香气，榛子与荷花缠绕，蝴蝶花与百合花交映：百花在园中开放。’”译注说：“《诗经》上查不到原文，这里是据英文意译的。”（第114页至第115页）我们看这段文字，疑心原出《九歌·湘夫人》：“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擗蕙?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
译之不易，众所周知。译诗则更难。茅盾曾经说，“诗经过翻译，即使译的极谨慎，和原文极吻合，亦只能算是某诗的R e to ld（译述），不能视为即是原诗。原诗所备的种种好处，翻译时只能保留一二种，决不能完全保留。”（《译诗的一些意见》，《时事新报》1922年10月10日附刊《文学旬刊》第52期）中国古诗西译而后再回译为中文，“原诗所备的种种好处”究竟还能“保留”多少，自然可想而知。
说到这里，想起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时的一段趣话。美国学者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是声誉甚好的译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二章《人》中“奴隶”一节，开篇就引用了敦煌写本中的一首诗。吴玉贵译文作：“汉奴为我管库仓，胡奴为我牧牛羊。腿壮奴隶随鞍蹬，身强奴隶耕耘忙。美貌奴隶娱琴酒，细腰奴隶舞且唱。侏儒捧烛食床旁……”谢弗写道：“这首诗的英文译文是阿瑟·韦利根据敦煌写本翻译的。”（第98页）吴玉贵注：“译按：查韦利原书，本段诗歌未注明出处。韦利书中翻译多出自《敦煌杂录》，又查《敦煌杂录》、《敦煌变文集》等书亦未见有著录。正文中的汉译文是译者根据英文翻译的。”（第121页）据吴玉贵见告，《唐代的外来文明》出版后有热心读者来信，告知此诗题为《下女词》，原见刘半农《敦煌掇琐》（七五·三三五○）。原文为：“汉奴专如仓库，胡奴检校牛羊；斥脚奴装鞍接镫，强壮奴使力耕荒；孝顺（奴）盘鸡炙旌，谗韶奴点醋行姜·；端正奴拍箜篌送酒，丑掘奴添酥酪浆；细腰婢唱歌作舞，锉短擎炬子食床。”划线的部分为英文译文略去。可以看到，吴译与原文差距并不很大，原诗的韵味大体得以保留。可是，如此高水平的译家毕竟不多见。所以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直接体味古人的原作。吴玉贵在无奈情况下被迫试译的接近成功，以及读者来信指示原作的热诚，可以传为译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一故事也告诉我们，在面临回译的情形时完成圆满的译作，是何等的困难，又是何等的有意义。
以上指出了几种译著的若干瑕疵，其实，这里不妨借用一位翻译理论家的一段话以说明本文的用心：对于译者介绍西方汉学家成果的劳苦，“我们连表示尊敬和感激都来不及。上面所举的例子，没有丝毫取笑的用意”（《林以亮论翻译》，志文出版社1974年版）。陈乐民《难哉译事》中的话，以为心所共通，也可以借用：“写了这许多，好像有意挑毛病；其实无非想说明译事之难，绝无意苛责译者和完全否定这个译本。”其实，笔者以上见解，有些也是请教吴玉贵、刘浦江、吕微等诸多学友方才形成的。上述意见，只不过想提醒学界朋友注意，凡涉及中国古文献的地方，务请查核原文，理解原文，以避免内容的缺失和文意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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