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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文化或文学发张身份证

2001-08-2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本报记者 舒晋瑜 我有话说
“我本人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这个文化地图是对汉族文学、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绘制的。”8月初在香山饭店召开的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杨义的演讲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位在场的听众。这位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对学术近乎虔诚的表白以及理性的分析,赢得了阵阵掌声。

今年55岁的杨义是国内外知名的中国文学史专家和文化学者,20年来出版学术专著30余本,发表论文300篇,著有《鲁迅小说综论》、《中国现代小说史》、《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国历朝小说与文化》、《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新文学图志》、《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中国叙事学》以及《杨义文存》等30多种。萧乾曾对杨义出“文存”一事说:“我很赞成杨义这样的人出文集,他古今兼通,很有成就。”最近他又出版了被誉为“新世纪诗学力作”的《李杜诗学》。前一段时间,杨义曾因“博导读博”引起学术界关注。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以您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职务来“攻读”博士学位,为什么?现在获得博士学位了吗?

已经在武汉大学正式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了。我读博不是为了装门面,是通过圆“博士梦”的方式,表达对现行学位制度的一种尊重。学无止境,博导也应抓住各种机会“充电”,以采众家之长。

您的研究领域之宽,在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方面都有重要的学术专著,专家而非客串,以至于常常让国外学人产生“两个杨义”的误会。能谈一下您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吗?

最早师从唐?进行鲁迅研究,写了一部《鲁迅小说综论》。后来研究现代小说史,阅读了两千种书籍报刊,紧张时一天读一本书。十年磨一剑,写就《中国现代小说史》,共三卷本,150万字。不但作为国家教委教材,也是国外众多教授的教学必备书和研究生必读书。其实这套书的写作在当时并不是重点项目,写完后到财务报销了20元钱。胡绳说:“‘地下工程’出了大成果。”

那为什么没有沿着现代文学的道路走下去,转而研究古典文学?

下一步该研究什么,我面临新的选择。如果搞现代文学,单是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所掌握的材料就已经够多了。但是我觉得还不是吃“老本”的时候,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很长的曲线,取任何一小段就变成直线了,不可能透视“直线”背后原理性的东西。所以我决定向古典文学进军。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领域,选哪个角度?学科分得很碎,从哪个门进?我认为选择古典小说,自己更占优势,首先在分析小说上自己就有基础,于是定位于“给现代文学探源”,这样的研究顺理成章,并成为国家重点学科项目。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后来形成著作,就是《中国叙事学》及《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我把自己对古今小说,对历史、戏剧的研究和思考上升成理论,形成世界上可以进行高度对话的体系,包括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评价体系、学理体系。

您的学术研究分为几个部分能概括一下吗?

一是叙事学系列,包括两部小说史和《中国叙事学》,学术方法可以概括为4点,返回中国文化的原点;参照现代西方理论的开阔思维;贯通古今的文史;融合以创造新的学理体系。二是诗学系列,探讨一系列中国诗歌思维方式和诗歌现象背后的本质,对其进行文化和生命的探讨。我认为诗学带有深厚的文化学和生命体验的过程。比如李白与诗酒渊源很深,他的诗学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醉态诗学思维,即把醉态融入笔墨,变成生命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比浪漫主义更具有本质特征。尊重作家原创性和专利权,就是尊重中华民族文化。三是图志系列。过去把文字作为原始资料,插图及装帧实际上也是原始资料,也是“语言”,是用线条、色彩、构图、情调表达的没有文字的语言方式,是要用悟性来读的,包含丰富且奇妙的信息。我们讲学术多样化,在哪里找突破点呢?开发图志系列就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这种研究方式,实际上沟通了文学史和文明史。

《楚辞诗学》之后又您推出力作《李杜诗学》,选择李白、杜甫这一古典诗学创作的最高峰,对中国诗学研究意味着什么?

唐朝人是把诗作为最高的精神形式的。李白诗是青春的诗,杜甫诗是老成的诗,他们或代表诗学的潇洒,或代表诗学的沉痛,掀开了中国诗学最灿烂的一章。解读他们,实际上是解读中国文明史的诗的风采。

《李杜诗学》出版后,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十几个博士召开博士读书会,认为是大的气象,为中国诗歌研究打开了新的境界。

《李杜诗学》与以往研究李杜的学术著作所不同的是摒弃了一般地分析作品思想性、艺术性的传统套路,逻辑起点是经典重读和个案分析。当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开始探索和草建的时候,经典重读和个案分析,就是把它的根基深深地扎在中国经验的丰厚土壤之中。伟大的个案具有千古不磨的权威性,它们以天才的敏感和深刻的体验联结着一部文明史和充满着正反经验的诗歌史。经典重读,实质上是解读中国年轮的横切面。这对于理解中国文化渗透于诗学的特殊效应,对于理解中国诗人表达生命意义和世界感觉的原创性形式,对于建立现代中国诗学的理论体系,都具有实质性价值。清人吴乔辨析诗与文的体制辞语不同,认为“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文饭、诗酒之喻,印证了李白的醉态思维方式对于诗学,具有本质的意义。

您认为做学问的关键是什么?

首先要摸清家底,还有哪些可以利用,要做到心中有数;其次,要找准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原创性空间。在把握好材料的基础上,以新的眼光、新的思路、新的学理贯通起来,像掌灯一样,把沉睡的或没有生命的材料变成有鲜活生命力的学术。比如如何使屈原与荷马以同样伟大的身姿进入世界诗学史,就必须发掘具有屈原专利权的原创性,这是本质的、有价值的诗学原则,是人类早期的不可遗漏的智慧宝库。

您现在忙些什么?

目前正在做《古典文学图志》,已收集了2万多幅图,包括,1、古籍中的木刻插图、文学插图,或与文学故事有关的;2、各博物馆所藏书法图画;3、出土文物中与文学文化有关的,把文明史和文学史的研究融合在一起;4、外国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中所藏中国古籍书法图画;5、全国散落各地的地方文献和作家遗迹。

在这次的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您谈到了多元文化起源和新的文化整体理念。

不能单纯以经学的方法、以中原人的方法思考,要高度重视多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文化整体生命力中的作用。要对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和各民族活化石形态的口承传统,进行互证、合观和通识,从这里发现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性、边缘性的活力,以及独创与兼容互为表里的历史文化哲学。

您能谈谈自己的文学观点吗?

贯通数千年文学行程,可以发现“文学三世说”。古典文学是采用杂文学观,文史不分;20世纪采用纯文学观,承认文学的独立价值,把文学事业做新、做活、做大了,做得流派纷呈,但是又和我们的传统文学观有所偏离;我们需要返回到一种大文学观,以世界的视野重新建构,既融合纯文学观的精审,又融合杂文学观的渊博,从这里探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使文学与文化结缘。

学术界评价您是学术研究的战略家。你曾经在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作过学术演讲,给那里的学人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被著名教授称为“经典的讲演”。你的每部作品都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您自己如何定位?

个人的力量毕竟是绵薄的,“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只能竭尽微力,探寻一些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现代世界视野的思路,在若干领域有所开拓,以期引起更多的学人的注意,群策群力,给中国文学、文化发一张现代的身份证。我的学问做得很苦,苦中求乐,个人写多卷本的文学史打破了集体写史的模式;由现代文学转向古典文学,超越古今分家的学科格局;以文学为中心兼及书画文物,打通了文学和艺术分家的研究方式,用文学史与文明史互证互补互动的方法,在文化整体思维中将文学史身份证做得更加丰满漂亮。

总能看到您的著作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而且每一部著作都是在阅读大量作品的基础上编著的,您是怎样安排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时间的?

读书需持之以恒,学而能化,所有的收获自耕耘而来。我是从中国最底层的社会走出来的,我们再辛苦也比不上中国的农民。其实下面还有很多人才资源和智力资源没有充分开发出来。要发现文学的结构功能、深层原理和生命力所在,需要长期生命的投入。我深深地爱着这块东方土地上的辉煌的文化,希望它能在当代世界文化中焕发自己的神韵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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