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近年来有关复兴儒学的舆论多有新说，但张教授的这个“儒家社会克隆说”，还是让我吃惊不小。我相信他不是在开玩笑，这个建议的动机，可能有保存文化、拯救人心、重振道德等方面的考虑。但此议我认为有两大不妥。不仅缺乏可操作性，而且一旦操作起来结果非常难说。
第一个不妥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形态——中国封建皇权制度，早在上世纪初就被国人判了死刑。其覆灭的原因，盖出于封闭落后、因循守旧，致使制度无法继续运行。这样一个终局，恰恰是由儒家文化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封建制度早过了它的强盛期，成了强弩之末，外不能御列强欺侮，内不能抑民怨沸腾，必然要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打从辛亥革命至今，九十年间筚路蓝缕，我们为建设一个现代社会已付出了种种努力，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必要，非要恢复一个已被历史证明不中用了的制度？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闭锁性，为此我们曾弄得国弱民穷、文化衰微，几无立足于世界的资格。这样的创痛记忆犹新，那么，在当今克隆一个儒家社会形态（哪怕是在百里方圆内）又有何正面的意义？
第二个不妥是，在人类历史上，凡人为设计的社会形态，无论其动机多么良好，构想何等完美，如强行投入实践，无一不是人民的悲剧。这类的乌托邦制度，仅从纯粹理念出发，不考虑起码的国计民生，以牺牲人民的幸福安宁为代价，甚至血流遍地也在所不惜。如此建立起来的经济—政治制度，天怨人怒，又无一不是短命的。远至罗伯斯庇尔的“道德理想国”，近有红色高棉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全不脱此窠臼。理想国的模式在我国，也有过极惨痛的教训，这里就无须多讲了。尽管儒家文化提倡的是“仁者爱人”、“泛爱众”、“为政以德”，但它两千年来的社会实践，却大有南辕北辙之处。一部二十四史，摧残人性的东西、污糟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五.四”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并不是无的放矢。这还仅仅是其自然形态下所存的痼疾，如果强制推行儒家模式，那罪恶的后果又不知凡几！
张教授关于建立“儒家特区”的主张，最为荒唐的是要求享受“一国两制”待遇，“拥有自治权”，“最初完全封闭，以建立较纯粹的儒家社会”。这里使用的虽是现代词语，人们嗅到的却是复古的气味：它不仅要求人民完全按古代方式生活，而且还隐含了恢复皇权专制制度的诉求。其荒谬程度，只有历史上的“书呆子改革家”王莽堪与媲美。那个食古不化的王莽，一不能审时、二不能度世，不顾社会发展需要，倒行逆施，直闹到天下骚然，给后世留下千古笑柄。难道我们今日再无救世良方了，非要步他的后尘不可？
张教授的主张，只提了几条粗略的纲领，而一个完备社会的建立，会有很多具体而微的细部。真正实行起来，大约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在这里，我试着为有可能生活在儒家实验区的各界人民作了一些设想，有打油诗一首为证：有道是，火车不得入境，马路统统刨掉；邮局改成驿站，电杆挨个砍倒；火葬禁止推行，生病只喝汤药；男人不许剪发，女人先裹小脚；出门须问凶吉，报时衙门放炮；警察换成捕快，秀才充当博导；高考只取八股，科学不准再搞；取火先要钻木，钢笔改为狼毫；说话之乎者也，见面叩头问好；上班打马过市，下班满街遛鸟；媒婆多多益善，寡妇饿死最好；小女十三可嫁，老板铜钱缠腰；三妻四妾合法，黄毒从此不扫；县长升堂办案，不怕刁民不招；如遇强敌来犯，自有团练来保；你有飞机导弹，我有丈八长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想象，这样的一片儒家乐土，这样的一个“礼仪之邦”，在当代，只配非常人去住。而我，是决不敢存半点儿奢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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