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读过《人类的故事》的读者，都会对那篇意味深长的《序言》留下深刻印象。它描写了作者十二、三岁时的一次“探险”——他在黑暗中摸索着登上了圣劳伦斯教堂的塔楼顶，并在那里听人指点着周围的田野、村庄讲述荷兰的历史。那么，带房龙去进行这次“探险”（准确地说是向年少的房龙开启了历史之门）的究竟是谁呢？
《人类的故事》的中译本都把这个人称作“伯父”。但实际上带房龙去登顶的是他的一个舅舅———约翰舅舅。由于原著只是说“an u n c1e o f m in e”，这对于喜欢将称谓用得非常明确的中国人来说未免过于含糊了，再加上查寻房龙的生平资料远不如查寻海明威或罗斯福那么方便，出这点小错也在所难免。不过，既然紧接着说明是那个使“我”爱上了书籍和绘画的u n c le，那就不可能是房龙亲戚中的别的人，只可能是约翰舅舅。
约翰舅舅全名约翰·汉肯，是荷兰有名的泌尿科专家，海牙综合医院的创始人。他爱好广泛，房龙曾这样说到约翰舅舅：“他也是个出色的音乐家、能力不凡的画家，而且他非常有修养，人也很机智。”汉肯医生在女人面前感到胆怯，迟迟没有结婚，直到37岁时他去罗马度假，遇到了来自美国的音乐教师萨拉·帕克———她不久便成为房龙的“萨利舅妈”。由于房龙的家庭关系紧张（房龙在未完成自传《致天堂守门人》中明确表白了他对父亲的厌恶），他9岁时便处于约翰舅舅的监护之下。在舅舅的鼓励下，房龙对历史、绘画和音乐产生了兴趣，并学拉小提琴。他常在约翰舅舅家的藏书中流连，感受那里的艺术气氛。1902年，房龙跟随约翰舅舅移民到了美国。
作为移民，又不是来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到美国后要用英文从事写作通常属于无奈之举，而要得到美国读者的认同、成为真正的美国作家更是难上加难。但这一番角色的转换在房龙身上却显得轻而易举。他甚至早在移民美国之前就为未来的自己选定了专门用英文写作的职业方向（刚开始他想当新闻记者）。这得归功于他中学时的一位英语教师埃丝特·鲁滨逊小姐。
其实上中学时，房龙的英语基础并不好，甚至在班里也不算突出。多亏他这时结识了鲁滨逊小姐。音乐成了使他们相识的缘分。学校演出文艺节目时，房龙独奏小提琴，鲁滨逊小姐则为他伴奏。鲁滨逊小姐是爱尔兰人，说不了几句荷兰语。这也使得房龙的英语会话大有长进。鲁滨逊小姐专为他选择英文阅读材料，有一次还让房龙为一家英国报纸采写有关海牙船坞工人罢工事件的报道来进行英文作文练习。对房龙的写作生涯起到重大作用的是，鲁滨逊小姐给了房龙一本19世纪英国小说家萨克雷的历史小说《亨利·埃斯蒙德》。房龙常说正是这部小说激发他想要专门用英文写作。他晚年写《致天堂守门人》回忆起当时对这部小说的迷恋时，不由伤感地叹息“如今谁还读《亨利·埃斯蒙德》？”但当他说到《亨利·埃斯蒙德》对自己的影响时却是毫不含糊的：“我把它弄到手时……它如此吸引我，竟使我学开了英语。没有《亨利·埃斯蒙德》的话……在那之后的岁月里我可能用荷兰文写作，而且我会呆在荷兰……”
尽管如此，房龙刚开始用英文写作时遇到的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他在处女作《荷兰共和国的衰亡》的前言中提到了“正确使用英文的问题”。他写道：“在作者所经历的多半岁月中，他对被称作‘英文’的那稀奇古怪组合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并不熟悉。好在有位好心的朋友已逐页清除了原稿中明显不合文法的地方。”
作为美国20世纪20至40年代的著名“写家”，房龙连写带编出版了四十余本书。其处女作也是成名之作是通俗历史著作《荷兰共和国的衰亡》（1913），绝笔之作是未完成自传《致天堂守门人》（1947）。
可归入史地类的有：《荷兰共和国的衰亡》（1913）、《尼德兰王国的兴起》（1915）、《发现简史》（1917）、《古代的人》（1920）、《人类的故事》（1921）、《圣经的故事》（1923）、《宽容》（1925，英国版改名为《人的解放》）、《美国史事》（1927）、《奇迹与人》（1929）、《房龙地理》（1932，英国版改名为《人类的家园》）、《欧洲印刷史话》（1938）、《发现太平洋》（1940）、《天堂对话》（1942）。
传记类有：《尼德兰航海家事迹精粹》（1916）、《艾德里安·布洛克：船长、贸易商和探险家》（1928）、《彼德·斯特伊弗桑特传》（1928）、《伦勃朗的人生苦旅》（1930，实际上应算作传记小说）、《巴赫传》（1940）、《托马斯·杰斐逊传》（1943）、《西蒙·玻利瓦尔传》（1943）、《西皮奥·富尔哈伯传》（1943）、《古斯塔夫·瓦萨传》（1945）、《致天堂守门人》（1947）。
艺术类有：《艺术》（1937，英国版改名为《人类的艺术》）、《西方美术简史》（1938），以及一系列与女钢琴家格蕾丝·卡斯坦格奈塔合作完成的书———《我们唱的歌》（1936）、《圣诞颂歌》（1937）、《世界民谣》（1938）、《最后的民谣歌手》（1939）、《圣诞歌集》（1942）、《铃儿的寓意》（1942）。
政论及其它类有：《活着还是不活———该你选择了》（1932）、《广播风暴———NBC广播谈话录》（1935）、《分裂意味着失败》（1935）、《我们的奋斗———对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的回答》（1938）、《入侵》（1940）以及《荷兰游记》（1933）、《大象上树》（1933）、《船舶及它们如何在海上航行》（1935）、《和字母一起漫游世界》（1935）等。
1930年以前，房龙的著作大部分由利弗奈特出版公司出版，包括《古代的人》、《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事》、《宽容》、《美国史事》、《奇迹与人》和《伦勃朗的人生苦旅》。其中最成功的自然是《人类的故事》。由于利弗奈特出版公司的衰落和作者苦心经营的《伦勃朗的人生苦旅》未获成功，房龙改投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30年以后先后出版了《房龙地理》、《艺术》、《我们的奋斗》、《天堂对话》、《致天堂守门人》等作品，其中《房龙地理》和《艺术》使房龙再度成为畅销作家。
我们不该忘记房龙还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插画作者之一，除了热衷于给自己的著作画插图之外，他还为《格利佛游记》（1932）、《愚人颂》（1942）、《美国民主教育的独特功能》（1937）等书绘制了插图。
已经出版的最为完备的房龙著作集是北京出版社的《房龙文集》。两年多以来这套文集共有两批共14册问世，共收入了18种著作，原书的插图也都保留下来了，较完整地体现了房龙从《荷兰共和国的衰亡》到《致天堂守门人》的一生的著述。对于喜好房龙作品的读者，这无疑是一场相当奢侈的盛宴。不过这套《房龙文集》也有几个令人感到遗憾的地方。
其一，有几种著作翻译时所依据的版本不是最理想。比如《人类的故事》和《宽容》。《人类的故事》出版以后作者本人对内容又有添加，选择一个较晚的版本对当今的读者可能更有益处。《宽容》的情况也类似，翻译时不该选用英国版的《人的解放》，而应选用较晚的《宽容》再版本，作者本人添加的一篇后记值得一读。
其二，《圣经的故事》没有将房龙本人1936年11月30日写给当时的中译本（世界书局版）译者谢炳文的一封信附上。这封信是房龙通过译者与中国读者的一次交流。
其三，文集收入了房龙不同时期几乎所有的代表作，却没有收入《我们的奋斗——对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的回答》。这样就难以全面反映房龙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影响。这本书出版于1938年，当时美国尚未向纳粹德国宣战，一般美国人对欧洲战事多持旁观的态度。而这本书则表现出房龙作为历史学家的敏锐嗅觉和与希特勒势不两立的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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