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的“一年出两书”到如今的“一日出两书”，我国出版业的提速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出书速度加快是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在出版业内的一个缩影。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出版人都指出，出版周期的缩短是适应客观形势变化而产生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聂震宁指出，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就是信息在高速流动中完成其产生、传播、老化、更新的周期运动，并由此发挥出其社会与经济效益。信息时代的出版业也是如此。因此加快出书节奏也就是必然之举了。
除去大环境的客观推动之外，出版行业自身的发展则是出书提速的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说，出版周期的缩短是出版业在观念、技术、操作手段和管理水平等各个方面改善提高的一个综合的反映。
长期以来，出版业作为一种特殊行业，不仅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而且一直按照均衡、整齐划一的模式发展，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很深。然而自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图书的商品属性日益彰显，“市场意识”逐渐深入人心。现在，多数出版社的编辑有了创利指标，抓选题、抢时机、占市场，处处都透着速度的较量，书出得慢了自然不行。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老编辑弥松熙介绍，在传统出版操作过程中，出版社依靠的是编辑的作风以及编辑相关知识的专深程度，编书讲究的是慢功出细活，而现代出版则更推崇编辑思维的敏捷和知识构成的卓越，可以发现和把握商机，两者是大大不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王霁指出，图书出版速度的提高，是区别传统出版与现代出版的重要标志之一。像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带来巨大利润的《哈利·波特》系列，无论是最初的版权谈判、还是最后的印刷出版，都是靠着超人一步，据悉，27.5个印张的《哈利·波特》第4部20万册付梓15天后就出货；山东人民出版社今年为“七一”赶出的新书《中国共产党面向21世纪的宣言——学习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辅导》，7月1日确定选题，到7月15日就发行了一万多册。速度不可谓不
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目前已达到年出新书600余种，如果按法定工作日计算，已远远超过“日出两书”的速度。出版界有这样一句话：“知识经济时代特征是以快制慢。速度就是品牌，速度就是竞争力，速度就是效益。”这或许可以说是对现代出版的一个概括。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刘建生说，现代的出版观念已从传统的强调经验积累向追求眼光的前瞻转变。
很多时候，面对既定的市场需求，书如果出得快，那么出版社确实能够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因此，引进图书版权就成为一个提高出书速度的捷径。明天出版社社长刘海栖认为，版权引进就相当于花钱买速度。原创图书的出版速度会受到作者交稿时间的影响，而从国外引进已经出版且经过市场检验的图书，不仅缩短了操作周期，加快了出书速度，有些书甚至可以做到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步出版，及时传播最新的知识，而且其质量也较有保证。目前，版权贸易进行得有生有色的出版社不在少数。像人民邮电出版社等八大电脑类图书出版社、外研社、辽教社等，都由此抢占了市场先机，取得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辽教社副总编柳青松进一步指出，引进国外的图书也使我们的编辑有机会学习国外图书的编排方式和操作方法，对提高我们自己图书的质量和出版速度有一定的帮助。辽教社与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合作，同步出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2000年版）的中文版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机械工业社近些年也加大了国内需求较大的计算机、汽车、经管类图书的引进比例，截止到去年底，该社共与外商合作出版各类学术专著、科技期刊、多语种词典及手册类工具书50余种、100余卷册。
激光照排、数字制版、远程印刷、按需印刷……这些先进的技术和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出书的速度，对几十年前仍处于手工操作阶段的传统出版业而言，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如今，这些都已成为了现实。
湖北教育出版社社长娄齐贵认为，科学技术是撬动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转变的杠杆。与高新技术相结合是我国出版业告别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信息时代的知识生产、传播的时间、空间和速度的变化对出版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套用一句今天出版界的口头禅，“当代出版业已告别了铅与火，进入了光与电的时代。”
据了解，我国目前的印刷技术有了比较大的改进，印刷速度较之以往有了大幅提高。同时在出版流程的其他环节上，出版社也开始利用高新技术手段，提高传统出版生产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据了解，目前湖北教育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人民大学出版社、辽宁出版集团等一批出版社都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局域网，日常工作已基本实现数字化。编辑人员既可利用互联网实时进行信息查询、选题策划、选择作者、咨询交流、版权贸易，也可以利用内部局域网进行书稿编辑、校对、发排、库存管理，实现“无纸化”编辑生产。有的编辑起初面对网络化编辑手段一筹莫展，现在已能熟练地在网上完成所有的日常工作。天教社副总编李莉指出，信息化很容易被误解为一种技术手段，但实际上这不仅是出版方式的改变，而且更是出版观念和产出形态的全面更新。
然而，就像火车提速一样，出版提速也要兼顾速度、规模与安全三者的关系。单纯追求出书的速度和数量，反而欲速不达。人大社社长王霁指出，合理的出版周期背后体现的是科学化的管理，出版周期的调整应该与管理结合起来。
事实上，由于近些年出版速度普遍加快，一些出版社的出版流程中出现不少纰漏。比如选题确定靠拍脑袋，图书错误多、质量差，成本算不清，销售死帐烂帐一大堆等等。法律出版社总编贾京平曾撰文指出，在行政性垄断的庇护下，我国出版业在市场搏击能力上的软骨病被掩盖了起来，特别是企业管理水平低下这个问题。出版社继续发展需攻克的一个大关口就是管理。练不好管理内功，就不可能在图书市场上打出漂亮仗。“要向管理要速度、要效益，”人文社社长聂震宁这样说。
这几年，一些出版社确实在主动借鉴、引进现代企业制度，着手改革出版社内部管理机制，从而完善资本运营、监管、责任、激励与人才培养等运行机制，提高产出率。比如人大社打破原有的编辑室设置，把全社编辑划分成策划编辑和文字编辑两大部分，通过项目组合分工合作；天教社则倡导团队精神，优势互补，讲求打出版社的整体实力；辽宁出版集团调整人才结构，最近已有3名博士、9名硕士和28名本科生及一位外籍人士进入集团工作，同时，该集团还设立了200万元的培训基金，今年开学后，已选送6人进入全国大学深造，有10余人赴美国纽约大学进行培训；新闻出版总署也将对出版专业人员实行职业资格制度，从而加强出版队伍的整体建设，从源头上加强监管。从某种角度上看，出版周期缩短是我国出版业水平全面提高的一个表现，是值得出版人欣慰甚至骄傲的。然而在出书速度加快的同时，技术、观念和管理发展的不同步性也显现了出来。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我国出版业仍然处于过渡时期，成就与问题并存。对于出版社进一步发展所必须涉及的发展战略、兼并重组、资本运营等问题，仅仅刻苦研读出版方针政策、在出版圈内取经已经远远不够。此时，可能真的需要我们放眼业外，认真考察一下诸如“海尔”、“美国通用”、“日本松下”等大企业的发展经验，冲击一下我们固有的观念。这样，我们的书才能出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好，中国出版业才能笑傲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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