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记者获悉，曾经连续三年赶考都以十分之差与MBA失之交臂的刘建生终于通过论文答辩取得学位，成为上海财经大学新闻出版MBA第一届毕业生。据新闻出版署人教司的孙文科处长介绍，作为“跨世纪人才工程”措施之一，1998年新闻出版署从各地选拔47位干部去到上海财经大学参加预科班，经过全国MBA联考，32人取得攻读MBA学位资格。从1999年3月到2000年6月，第一批学员完成了全部课程，2001年5月开始陆续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多人通过答辩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刘建生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期学员在上海财经大学组成“新闻出版99MBA班”，当年的班长、现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办公室主任的王志刚先生告诉记者：“第一期学员人数最多，来自全国20个省市，有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的，还有出版物资公司、印刷厂的。平均年龄偏大，最长的有50岁，最年轻的也27岁，跨度不小；其中还有女同志7人，年纪最大的已经45岁。学历背景也不单一，硕士、本科和大专的都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科出身。来源广、年龄大、学历背景复杂是我们这个班的特点。”
尽管如此，这47个学员还是出色的完成了学业。刘建生对记者说：“按要求，我们在上海财经大学学习一年半，修完了24门课，有的同学成绩排在全年级、全专业第一名，有的单科拿到满分。我们感觉所学课程特别有用，管理学、经济学知识和数理逻辑训练对一个合格的经营管理者来说必不可少。”班里有些学员原本是出版社的领导，过去他们每年都要经手几个亿的流动资金，管理几千万的“家底”，那时他们几乎没有多少理财的概念，经过学习才明白如何才能做到获益最大化，所以学习都非常有动力，甚至还迫不及待地现学现卖——上过《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课程，暑假回到单位就搞起人事改革，成果还比较显著。
来到上海财经大学不久，学员们就发现课本究竟还是理论，与国家的现实存在距离，但是一些分析问题的方法和部分微观操作规范对自己的现实工作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比如对企业员工的激励、资本运作、对市场营销渠道的把握。学员们写了很多论文，有感而发，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自己和工作，对如何调动人才积极性、制定企业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都作了有益的探讨。这些文章最后集结出版，定名为《学而》。
以前，在出版社，大家习惯上认同编辑才是“人才”，其次的才去搞发行、做市场。事实上，随着出版业内部竞争日益激烈，一本书的成功不仅要有好的选题而且还要有完整的市场营销策划保证发行渠道的畅通，同时从市场获取新的选题信息。加入WTO，外商更是要凭借雄厚的资金逐步渗透中国的出版业。我们民族出版迫切需要熟悉现代企业管理，掌握资本运营规律的新型人才，需要既是好编辑又是懂市场营销、懂管理的双料人才。新闻出版署计划五年之内培养300个MBA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通过这个行动使得出版系统的人才知识结构优化，人才结构从单一走向复合，个人和单位都受益。据记者了解，第一批学员47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5人被提拔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如上文提到的刘建生，原任海燕出版社社长，现任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王志刚，原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办公室副主任，现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办公室主任。李亚平，原任山东省新华书店总经理助理，现为友谊出版社社长；郭海涛，毕业前为山东省出版总社人教部主任科员，现在是总社人教部副主任。
据悉，新闻出版MBA第二、三、四批学员已经相继进入上海财大学习，其中第二批学员全部通过了全国MBA联考。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民营书业领域有过一批比较风光的人，他们中有的只是高中毕业，通过做生意积累了资金，然后介入出版业。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一批具有高学历的年轻人，带着自己的学识和理念半路杀出，精心打造意蕴深厚的文化品牌，像一股清风涤荡图书市场，而“隐私”、“密批”、“政治点子”、“厚黑学”彻底被人们扔进垃圾堆。
这批后起之秀当中，首屈一指的当数“正源图书公司”的两位当家人——石涛和徐迅。石涛，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之后，于1998年4月和徐迅创办“正源”，任公司总经理；徐迅，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任“正源”总编辑。此二人联手打造《另类丛书》，一本《格调》树立了自己的品牌，雄踞当时众多非文艺类图书销售排行榜榜首，美国《纽约时报》曾用整版报道了对他们的专访。
这些学者型书商心理上不愿别人将自己归入“二渠道”，而是游离于所谓主渠道和二渠道之间，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严平说：“如果非要给我们一个诨号，那也只能是‘一点五渠道’。”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们的行为方式、产品、思路以及素质都与传统的二渠道迥然不同。有些二渠道急功近利，买书号，随意拼装图书，做缩水书，甚至铤而走险做“腐败”书。而他们，与出版社进行项目合作，在配合出版社出版的过程中寻找双方最佳的切合点；而且立足长远，努力建立自己的文化品牌。
但是，不少人也曾犹豫，民营书业市场化毕竟程度不高，个体经营分散而无规模。尽管如此，学者型书商还是怀着“文以载道”的传统知识分子情结，恰恰是这个情结使他们胜算在握。《良知文丛》总策划、北京大学宪法学博士李柏光说：“毕业之后，我发现自己的专业不易充分发挥，在北大读书时逐渐成熟的个人思想理念即使我做了老师也只能影响到几十个学生。最后我选择了出版业，将自己定位为书稿策划人，与出版社进行项目合作。我把自己欣赏的理论、人生态度、生活方式重新编译、包装，然后传播到千千万万国人的心田。于是，我自认是个传道的信徒。”《良知文丛》包含了19世纪英国学者赛缪尔·思迈尔斯六部作品的中译本。第一本名为《自己拯救自己》，1999年创下一版销售10多万册的佳绩！
博士坐镇工作室，筹划一本一本的畅销书，他们的成功决不偶然。
中国人才的全面升级，已给中国出版界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做出了改变中国面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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