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休克”一般指到异国他乡生活的人的感受。我在当老师的时候竟然也有“文化休克”的感觉，而且我接触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不过在这同时，确也感受到什么是“教学相长”——从跟学生的接触中学到了很多。对有些事，自己开始时也不太习惯，但时间长了，也就觉得理应如此，尤其是在生活习惯方面。
毕竟是外国人，说汉语时免不了会有一些笑话。但让我觉得奇怪的是，看了一些人写的说老外说汉语的文章，有些错误，以我的经验，老外是不会犯的。也并不是所有的老外都像我们相声、小品模仿的那样，用同样一个腔调说汉语。由于母语的不同，老外说汉语犯的错误也不同。有人举了这样一个例句，说明英国人学汉语出洋相：请小心裸体（楼梯），下流、下流，一起下流（下楼）吧。但以我的经验，让英国人把Luó和Lóu念错，是一件十分难的事。把“肚子饱了”说成“兔子跑了”的倒很常见。我有个学生，犯过一个令人喷饭的错误：我们在聊天时，这个学生说他常骑摩托车。我说北京车太多，要小心。他接了一句：没关系，我会戴安全套的。他本来想说的是“安全帽”（头盔）。这种由于学生自己归纳出来的汉语句子常常让他们闹出一些笑话。
其实，拼音教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真正难的是语法。有时讲得口干舌燥，学生不明白，也很同情我们。跟英语等语言相比，汉语的本体研究还比较落后。倒不是中国的语言学者不努力，实在是汉语是以一种所谓的“意合”为特色的语言（这种说法并不非常确切，但姑且借用一下这个词。）而英语等语言的意义有比较明显的形式标志。你告诉学生“了”表示动作或事件的完成并没有用，只有告诉他们什么时候用、在哪种条件下用，学生才可能用对。但可惜的是，汉语没有英语这样的过去式等语法标记，所以很难让学生明白。
很多国人并不了解我们这一行当，只要会说汉语，不就能教汉语吗？对这样的人，我也不多加解释，呵呵一笑而已。有的干这一行的教师似乎也不太清楚。一次偶然说起自己的英语不太好，一老师很惊奇：“你的外语不好怎么教学生？”我教学生甚少用外语，即使教从未学过汉语的学生也如此。上个月看北京某报，有一篇文章呼吁要培养对外汉语教学人才，理由是某校暑期教外国学生的教师大多是在校学生和退休教师。其意也诚，几乎不了解情况。仅北京一地每年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考试的人员就达数百人。
各国、各地区的学生比较起来也很有意思。来自欧美文化圈的学生上课时有问题就问，知道的就说，只要教师不制止，他能说一堂课。而来自儒教文化圈的学生即使会也不说，很简单，怕错。和中国人学外语一样。以致常有学生抱怨，好像全班只有他（通常指欧美学生）一个人交学费。
还在我当学生时，就反复被教育：不要主动提政治问题。参加工作，也被告诫：外事无小事。但是我却要找机会阐明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日本学生。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沉默。如果我们这些直接和日本学生打交道的中国人也保持一种沉默，这可能会给他们一种错误的印象。当然，我也不会生硬地愣把话题扯到抗日战争方面。一次课间聊天儿，几个日本学生说起周末去卢沟桥，去参观了抗日战争纪念馆。上课时，我就让他们说一下参观后的感受。学生们在日本从未了解过731部队的历史，其它史实也不很详细，学生的整体感受就是：“太残酷了。”我大概介绍了抗战的情况。同班的其他国家学生也有很多并不了解。他们的一个共同建议就是中国要利用各种有效形式向外国尤其是日本人民进行宣传。同去的一位60多岁的日本老人，整个过程一声未吭。我还以为他是个顽固分子呢。没想到，回国前的结业式上，他送给我一张卡表示感谢，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照录如下（当然有错误，但我想大家可以明白他的意思）：
去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听了老师的讲之后，我受到有力量的铭感了。我把这些铭感用文章写不了。可是，这些铭感在我的心里永远会遗留，永远！
说句实在话，看完后，我确实被感动了。且不说李登辉之流，即使在我们身边，不也有极少数人得了历史健忘症吗？
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轰炸。当时是周末，就接到学校的通知，上课不要主动提及这件事。因为我刚布置了一项听力作业，就是让学生自己录制一段中国广播或电视节目，周一上课时给其他同学讲解。说来也巧，这个班绝大部分是欧美学生。一个捷克学生就录了一段关于轰炸事件的录音。他给同学们讲完后，一个美国小伙子主动要求到前面发言。我当时心里有点儿忐忑，鬼才知道他会讲些什么。不过，我倒也不怕。哪知这孩子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是美国人，我要为前天的事情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我可以理解中国人的心情。如果是美国的大使馆遇到这样的事情，恐怕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就不会仅仅是抗议和示威了。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下面的一个德国学生和一个英国学生就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这次事件完全是一个误会，并且说中国人只能从政府的媒体上得到政府的消息，而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在网上也看了国外一些媒体的分析文章，也采用了一些对我们有利的材料进行了反驳。虽然最后谁也没能说服谁，但也并不影响师生之间的正常感情。这也是欧美学生的好处。只要你是在讲道理，他们也会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他觉得自己错了，就会道歉；觉得你错了，他也会坚持，不会因为怕老师对自己的印象不好而不吭声。日韩学生是很少跟教师唱反调的。
以前自己对我国的第三世界外交政策也有一点点看法，觉得跟第三世界国家来往，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一次偶然的事件彻底扭转了我的看法。去年陈水扁当选为台湾领导人，我的学生们也非常关心两岸的关系。上课时，他们问起来，我就大概讲了一下中国政府的政策。一个法国女生的问题是：假如台湾人不希望统一，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一定要统一呢？我就问她：那法国的科西嘉岛要独立，法国政府同意吗？她回答：同意，只要人民投票决定。因为她觉得这些地方对她的国家来说没什么意义。我问：那为什么法国还占领着别国的领土，占领着殖民地？她回答：那是以前的事，在60年代法国已经允许殖民地独立了。这时，班里的两个非洲学生，一个是塞拉利昂的，一个是赞比亚的，一齐冲她喊：谁说的？你们还占领着圭亚纳，并且用来进行核武器试验。这个女生此后再也不就台湾、西藏这样的问题进行“挑衅”了。顺便说一句，与一般人的想法相反，非洲学生学习汉语通常较好。
我们那儿还有一部分的华裔学生。一些学生都是在美国、英国或澳大利亚等国学完英语又来学汉语的。目的很简单，为了做生意。这些学生，包括日韩学生给我的总体感觉就是，中华民族有些传统美德恐怕都得去外国寻找了。早晨如果我到得早，他们进来后，一定会鞠躬问好，即使有的学生年龄和我父母差不多。他们的勤俭也让我感触很深。偶尔受邀去学生家吃饭，他们会先拿一只碗问你能吃多少。去饭馆儿吃饭，每次几乎都能吃完。
华裔学生一般对中国都有很深的感情。这也许是从他们的祖辈遗传下来的。一个泰国学生告诉我，她的父亲是在泰国出生、长大的，但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如果中美之间有了什么磨擦，一定会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到后来，老先生干脆禁止家里购买美国的产品。这个女生大学时打工，推销安利的产品，父亲看她实在可怜，才从她那儿买了一点儿家里仅有的美国产品。
现在的印尼学生也多了起来，倒不全是为了避祸，也确实因为汉语在印尼越来越重要。一次阅读课讲的是中国历史，我也请学生讲讲自己国家的历史，只有印尼学生比较沉默。问起来，他们说了一个令人有点儿心酸的理由：印尼本地人把我们当做中国人，中国人把我们当做印尼人。
不管哪国学生，对港台内地优秀的歌曲、影视一样的喜欢。在中国人中间流行不了几天的歌曲，这些老外们转眼就会唱了。他们也崇拜中国的明星，但绝不像我们的一些追星族那么疯狂，有的韩国学生奇怪地问我：“安在旭为什么会在中国这么流行？”我只能笑笑，无法作答。前一阵子北京某报用了很大篇幅去分析“韩流”为何流行，我觉得好笑。韩国的东西在韩国流行是不用分析的，在中国流行也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韩国使馆有专门机构在中国推行韩国文化，还不定期请一些明星和中国人见面，介绍韩国流行的服饰，教中国的“哈韩族”唱韩语歌曲，跳韩国舞蹈等。当然，这些都是免费的。你看看北京的大小商场充斥的韩国货（有些大路货在中国成了精品，也让韩国商人窃喜。）各电视台上演的韩国偶像剧，就会明白他们的推销是多么成功。我不知道中国的驻外机构是否也这样推销中国的文化产品。欧美学生奇怪的是为何中国的大城市要盖那么多的所谓“现代化建筑”，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古都。
学生既然来中国学习汉语，一般都对中国有一种好感。但国人的一些表现也确实差了点儿，这主要表现在卫生和道德习惯上。一个德国同学煞有介事地对另一些同学说：知道吗？中国政府觉得汉语声调太难，决定只保留四个声调中的三声和四声。这些学生就问：真的吗？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说。德国人说：当然是真的。难道你们没听见街上的中国人常常只用三声四声吗？大家摇头之后，他模仿了一下，所有人都哄地笑了。这是一个当时在场的学生后来告诉我的。我初时有些愤怒，稍后觉得有些苦涩，也不能怨学生刻薄。原来，那个德国人模仿的是北京人吐痰：先在嗓子里大声准备一下，然后啪地一声吐出来。倒确实像三声四声。不过我也纳闷，为什么别的城市没有这么多随地吐痰的？曾有北京人说，都是外地人惹的祸。我看未必。大声嚷嚷，打着赤膊，随地吐痰的，据我观察，倒以道地的北京人居多。就在大运会举行开幕式的时候，我在北京城内的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售票员冲着窗外就吐了一口，大部分都落在车窗上。实在让我这个外地人觉得恶心。
公共厕所是外国学生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有时宁可憋很长时间，也不去一趟卫生间。学生开玩笑说，只要看卫生间，就知道北京确实缺水。因为几乎没有人上完厕所后去冲一下。大家都像墙上宣传画号召的那样“节约每一滴水”。
还有就是服务行业的问题。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些老外汉语不好，智力可能也不高。一个学生从三里屯坐出租车到我们学校，到了一个地方应该向左拐，司机却仍然往前。虽然学生刚来没几天，汉语实在不灵光，但对学校附近的路却记得很清楚——一般人到陌生地方都是这样吧。但那位司机师傅可能确实没想到，学生一看他没拐弯，就在心里留了意，把他的车号和监督电话都记了下来。下车付费，原来30多块钱，变成了60多块钱。学生一回房间，就找了一个汉语好的学生打电话投诉他。结果，那位司机不仅道了歉，还被罚了款。
学生对中国的一些意见其实都是善意的，就看我们是否真的有泱泱大国的风度了。北京真正要建成“首善之区”，确实还需要相当大的努力，需要每个人都投身其中。这是实现“人文奥运”基础。
香港学生当然不是外国人，却需要学习普通话。于是我也有机会接触香港学生。这两年香港的经济不太好，有不少学生是“下岗”（这是他们用的词，我只好告诉他们，内地也已经开始正视现实，不再有什么忌讳，直接用“失业”这个词了）后，来充电学习普通话，以便以后再找个工作。还有一部分学生是仍然在工作，为了使自己在工作中更有竞争力。另外一部分就是大中学生了。失业者并不怨天尤人。班长是一个30左右的男士他说，暑假学完后，回香港先找工作，如果不顺利，再来北京或上海学习。有工作的几位同学大部分是中小学教师，因为学生学习普通话的越来越多，迫使老师也要利用假期来学习。还有三个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空姐，青春靓丽，也是利用短短的两周假期来学普通话，因为飞机上说普通话的乘客越来越多。
这些学生都对祖国有一份挚诚的热爱。考试的最后一道题是让学生做5分钟的主题发言，话题自己选，讲完后教师再根据学生所讲的问一些问题。那位班长同学的题目是《申奥成功之后的北京》。我本以为他要讲的是中国人的兴奋，没想到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的主要意见是：兴建基础设施不能浪费，不要把刚修建好的设施拆掉；不要建一些好大喜功的东西，比如多高多高的所谓“纪念建筑”；尽量不要影响人民生活；花纳税人的钱要精打细算，不要再出现像北京西客站那样的工程。我问到他对香港要再次申办亚运会的想法，他也直率地说了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全班同学的支持。一个空姐则述说了自己去内蒙古的经历。大意是：拉马的姑娘每天来回骑六个小时的马、往返数十公里，除了给老板外，自己只能挣十块钱左右。这个空姐拿自己的生活做了一番对比，结论是“自己生活在幸福中，却不知道好好工作、学习。”说到后来，竟然哭了起来，弄得我和学生们都很难受，我也不能再向她发问了。看来，适当对我们的青年人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是必要的，但不能止于说教，而要加强教育的感召力，让他们得到直观的感性的认识。
说到申奥，韩国学生对中国也非常支持。有的学生就跟我说，中国举办奥运会比在那些发达国家举办更有意义。这不仅是经济方面的，更重要的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对人民的心理等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说，原来韩国男女不平等现象也较严重，但在1988年奥运会之后，情况有了很大改观。
教老外学汉语，有时的感觉就好像横跨于数条文化的边界线上，看过来、看过去，我得到的东西远不只以上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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