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叶圣陶有一次内蒙之行。《日记》中有一部分记的就是这内蒙行次的一些事情。说句实在话，读了叶氏的日记后，叶的作品从此后我再也不想读了。整个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三千多万。我的家乡毗邻内蒙，那里的农牧民饿得连树皮都剥光吃了。叶老一行在内蒙看到了“草原建设的巨大成就”还不算，而且肉山酒海贯穿行程。日记中不少篇幅是记当地政要接待的，什么吃烤全羊，红烧黄羊肉，今晚又喝了酒若干（从日记中我才知道叶老的善饮与好饮）。
“青少年时代境遇坎坷，深知下层人民的悲酸和不幸，一向同情弱者。后来成为作家，提出‘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主张”的叶老在酒席上的“人生”和那些饿得眼睛发蓝的牧民的“人生”的对比是何等残酷的“艺术”。
李文说：“我虽始终未亲承叶老謦亥欠，但从叶老友人及见过叶老的人的一些文章里，知道叶先生是一谦谦君子，恂恂长者，对人极富同情心……”那是“友人”眼里的叶老，他帮助过河南那位高中二的18岁青年韦芜，是他作为作家时的佳话。至于“山西有个山村的民办小学教师，贫病交迫，在求告无门后，向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先生写了封求助信，”被叶老踢了几记漂亮的足球的事情，发生在1974年，此时的叶老不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而是政府一名高官了。不知叶老政绩如何，但从对一个民办小学教师疾苦的漠视这件事来看，我认为“官品”不怎么样。一个政府官员在领袖都三年不吃肉的时候，每天大啖全羊和野味，酒足饭饱摸着油津津的嘴巴还写进日记，对“红太阳”也有点阳奉阴违之嫌。况且就在民办小学教师求助之前，“老人家”就有过“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的举动，叶老若是不肯假手权力（这其实是他份内的事）为那位民办教师解决困难的话，从自己稿费拿出一些来贴补一下那位民办教师，不又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段佳话么？也许他的人生不需要这么一笔了，也许一个中央的副部长俯视一个民办教师太不入眼，叶老如同时下的一些对百姓毫无同情心的官员一样，将那民办教师的求助信转来转去，竟如是者三。作者猜道：
“1949年前，人心叵测，人与人间心防重重，叶圣老对素未谋面的青年，能伸出援助之手。1974年他身居教育部副部长高位，又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何以如此冷待一个贫病交迫的民办小学教师，前后判若两人呢。我在苦苦思索后才有答案。原来文革期间，人心乖离，好心未必有好报，老人难免有戒心。再说他虽身居高位，但并无实权，他的话并无九鼎之重，试看他两次把那位教师的求助信交他属下的机构处理都无结果。叶圣老处于无奈尴尬之境，记此一事俾使世人知道世事的复杂，应设身处地为人着想。”
我想接着写两句：记此一事确俾知世人之简单，官员与百姓总是隔膜的，穷人做官未必对穷人会多有多少同情，作家做官也未必比常人作官多有几许人情味。作家的叶圣陶和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也应该有区别。所谓“这丫头不是那鸭头”是也。
替叶老尴尬，心宅可谓仁厚，若人家嫌你多事，就是越俎代庖了。
（辽宁省铁岭电视台 赵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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