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这样的问题，叫人感到有些沮丧。恐怕只有我们的文坛，才会有这种不是问题的问题。
西方有许多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他们不会被人指责“吃莎士比亚饭”。西方还有许多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他们也不会被人骂为“吃中国饭”。只要是学者，就得研究一点什么，说得雅一点，需要有一个研究对象。如果研究什么，就要被骂为“吃×××饭”，那只好把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取消了。但我发现，嘲笑别人“吃鲁迅饭”的作家，看到有学者研究他本人的作品，却是异常兴奋，异常高兴的，还写文章夸奖某某人对他的作品理解得很到位。看来他反对学者“吃鲁迅饭”，但并不反对学者吃“他”的饭。是他慷慨无私，想把“饭”奉献给人吃吗？未必。这位作家心里很清楚，再好的作品，想要广为人知，想要扩大影响，学者的研究和评介还是少不了的。
国内研究鲁迅的人士有许多，研究者的素质参差不齐，的确有一些滥竽充数之徒。如果是说一些人悟性差，水平低，不适合研究鲁迅，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但笼统地用一句“吃鲁迅饭”，把研究者一网打尽，或者把研究者都涂抹得漆黑，就未免偏狭得近乎不可理喻了。
有文化的创造者，也需要文化的传播者。事情就是这样。先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再来骂“吃鲁迅饭”不迟。
几位学者给了鲁迅很高的评价，有人就说这是“神化鲁迅”。在一些人看来，赞扬鲁迅，就是神化鲁迅。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会儿扯着假嗓喊“断裂”，一会儿故作悲伤写“二十世纪文学的悼词”，才能逃脱“神化”的嫌疑。
按照他们的逻辑，对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只能骂，不能赞了。很显然，他们并不懂得什么是“神化”，也不愿意费一点心力去思考。
在中国，确曾有过“神化鲁迅”的时期。然而，是谁在神化鲁迅呢？是谁有足够的威力神化鲁迅呢？是哪一个学者吗？不需要给出问题的答案，当我们这样追问时，事情就很明了。不论从中国的历史看，还是从外国的历史看，对历史人物的神化，从来都不是个人的行为，更不是某个学者的行为，只有强大的宗教集团和政治集团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对历史人物的“神化”，有其可以辨认的特征。一是“添加”，把原本没有的优点和丰功伟绩加到某个人物身上。二是“消抹”，把他的缺陷和污点强行抹去，不让人知晓。三是“大而化之”，只谈他做了什么样的大事，不谈他个人的喜怒哀乐，不谈他有血有肉的个人生活，叫人感到神秘莫测。循着这样的思路，是不是“神化”，就很容易判别了。
说到底，“神化”是信息垄断和信息封闭的产物。如今，信息开放，至少就文学界来看可以这么说，有关名作家的生平资料，不论正面反面，都能见得到，透明度很大，“神化”已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我们不必神经过敏，看到人家赞美鲁迅，就说是“神化”，更不应把“神化”当作咒语，当作棍棒，打击乃至阻挡别人对鲁迅的赞美。
一个学者对杰出人物发自内心的赞美，哪怕是过度的赞美，都构不成“神化”，至多只是偏爱，只是“美化”。用“神化”来扣，这顶帽子就太大了，相应地，学者的头颅却又太小了。
因果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西方的哲学家争论了几个世纪仍没有争清楚，但是，到了我们一些人士的笔下，这个问题却变得异常的简单。几个挨过鲁迅骂的人物在“文革”中受了迫害。他们便由此得出结论：因为挨了鲁迅的骂，这些人物才倒了霉。凭想当然，就可在“挨骂”和“倒霉”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如果哲人亚里士多德再世，肯定会惊得目瞪口呆。
事情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吗？在这里，我们无须讲太多的道理，只须摆明几个事实。
挨过鲁迅骂的人不少，其中在“文革期间”炙手可热的人物张春桥，是鲁迅在《三月的租界》一文里嘲讽的对象，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损及一根毫毛，“文革”中一直是权力集团最核心的人物。相反，深得鲁迅厚爱，与鲁迅关系最为密切的胡风、冯雪峰等人被整得落花流水。可见，挨鲁迅的骂，还是得鲁迅的赞，与后来是否受迫害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四人帮”并非因为一个人有了罪名，才要迫害他，而是要迫害他，才去搜罗他的罪名。罪名当然多多益善，有现成的“文字”可以利用，就更为方便。在此情形下，鲁迅的片言只语被他们用作整人的工具，一点不奇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他们想要的罪名，实在不行，还可以凭空捏造。有没有鲁迅的文字，并不重要。只要想一想共和国主席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叛徒、工贼、内奸”，还有什么罪名怕找不到呢？我们可以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因为他们要害人，才去利用鲁迅的文字，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了鲁迅的文字，才去害人。把鲁迅的文字视为一些人物受迫害的原因，于情不符，于理也不合，我很怀疑某些人士是否具备正常的思维能力。
死后文字被利用，这是贤哲文士都难逃脱的命运。古今如此，中外皆然。除非一个人不要写作，除非一个人只写一些很快就被遗忘的破烂文字，要不然，任何人都无法保证死后文字不被利用。鲁迅生前曾多次表达过这样的忧虑。但死者终究左右不了活人，我们也没有理由把活人的罪责算到死者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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