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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何偏爱《铸剑》

2001-09-26 来源:中华读书报 袁良骏 我有话说
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像家长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往往有所偏爱。比如鲁迅,他虽一再说自己无特别用力或特别省力的作品,但对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八篇小说,他的态度就很不一样,他对《铸剑》的偏爱是毫不掩饰的。1936年2月1日,在给黎烈文的信中,他说:“《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两个月后,在给增田涉的信中,他又说:“《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塞责”、“油滑”云云,不妨看作鲁迅的谦虚,而对《铸剑》,鲁迅则认为无需谦虚了。这不明明是有所偏爱吗?偏爱当然不是无缘由的,“确是写得较为认真”,就是缘由。那么,为什么写得那么“认真”,“认真”的结果如何呢?

第一,《铸剑》是鲁迅革命复仇主义精神的艺术化。

鲁迅一生最反对两个东西,一个是锦衣玉食、残民以逞的反动统治者,一个便是卑躬屈膝、低眉顺眼的奴隶主义、奴才主义。即使在自己的《遗嘱》中,他仍这样教导自己的家人:“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且介亭杂文末编·死》)。古语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这一条对鲁迅不适用,他看不起那一套忍辱求全的折中调和。看不到这一点,不足与语鲁迅;看不到这一点,也不足以谈《铸剑》。

众所周知,《铸剑》根据的是《列异传》、《搜神记》等古籍所载的“三王冢”的故事,这则故事本来就充满了向反动统治者的复仇主义精神。试想:楚王让名铸剑师干将为之铸剑,剑成,不仅不赏,反将干将杀头,这是何等残暴!对这样的暴君,能不报复、能不惩罚吗?!干将的遗腹子赤鼻在客的帮助下果然杀死了楚王,报了深仇大恨。这则复仇故事,本来就大义凛然;到了鲁迅笔下,就更加生动感人了。之所以如此,乃因在原故事的基础上,鲁迅揉进了自己的半生血泪和经验。

在回顾自己的半生经历时,鲁迅曾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怀疑什么?怀疑的就是那些假革命的反革命者,他们假借革命的名义,杀害了多少无辜而天真的革命者。他深切感到:“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坟·娜拉走后怎样》)。辛亥革命果实之被篡夺,秋瑾、徐锡麟等的壮烈牺牲,袁世凯的大杀革命者,“五卅”惨案,“女师大事件”,直到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鲁迅的学生刘和珍君等倒在血泊中……这些“血的游戏”把鲁迅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也激发了他的反抗的、复仇的怒火。《铸剑》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构思的。它的初稿写成于1926年10月的厦门大学,但鲁迅没有拿去发表;1927年初,他将它带到了广州中山大学。而这时的广州,“红中夹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已经日趋表面化、白热化,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四一二”、“四一五”大屠杀已经在酝酿中了。3月20日的广州“中山舰事件”,舰长、共产党人李之龙的被杀害,正是这场大屠杀的信号和前奏。具有高度革命警觉性的鲁迅,更有把握地修改、定稿了他的《铸剑》(原名《眉间尺》),融入了他到广州的新的观察和体验。4月3日日记写道:“治《眉间尺》讫。”一篇优秀的历史小说便这样诞生了。

第二,《铸剑》“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

在《故事新编·序言》中,鲁迅说:

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

这就是说,历史小说有“言必有据”和“随意点染”两类。那么,他的《故事新编》属于哪一类呢?他说属于第二类:

叙事有时也有一点古书上的依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同上)。

类似的意思,也见于写于1932年的《自选集·自序》中,他说他的历史小说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所谓“神话”,指的当然是《补天》和《奔月》,所谓“传说”,指的正是《铸剑》。按照常理,神话、传说皆非历史事实,它们怎么可以作为历史小说的题材呢?如果是“言必有据”的“教授小说”,它们的确会成为问题;然而,如果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的第二类,那就无伤大雅了。

《铸剑》“随意”点染了哪些东西?何以见得它“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呢?这主要表现在:

1.将“赤鼻”改成了“眉间尺”,他是一个刚满16岁的优柔寡断的少年,经过母亲的教育刚强起来并终于完成报仇大业,其性格有一个发展、升华过程。

2.将“客”改成了“黑色的人宴之敖者”,他舍己为人,行侠仗义,是一名光辉的古代侠士的形象。

3.将“楚王”改成了“王”,具有了更大的适应性,也有了血肉生动的性格:暴戾、荒淫而颟顸。

4.增添了“干瘪脸少年”、众多妃子、王后、太监、老臣、武士、侏儒等次要人物。

5.设计了生动而完整的情节,特别三头在鼎中啃咬一节为全文高潮,惊心动魄,眉间尺头的活灵活现更让人拍案叫绝。

6.为宴之敖者设计了四段《哈哈爱兮歌》,更加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第三,《铸剑》完美体现了鲁迅的文学理想。

首先,正如茅盾当年所说:“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宋云彬〈玄武门之变〉·序》,1937年)。文本、素材是古代的,而精神、观念是现代的,但二者又是水乳无间、难解难分的。

其次,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驰骋想象,高度夸张,但小说表现的却是十分逼真的现实世界,即20世纪初叶的中国。高度理想化的主要人物(眉间尺和宴之敖者)也都有现实人生的依据,特别有鲁迅自己的影子。

再则,坚持严肃的、为人生的、改良人生的纯文学创作,呕心沥血,精雕细刻,精益求精,而不受当时盛行一时的、千篇一律的、粗制滥造的、死灰复燃的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的影响。特别宴之敖者,焕发着古代侠士的光彩,但又迥然不同于那些为了江湖恩怨而打打杀杀的侠客、剑客。

最后,《故事新编》另外一些作品的所谓“油滑”之处,即一些谐谑性的现代细节,诸如《补天》中的“小丈夫”、《奔月》中的“乌鸦炸酱面”、《理水》中的“yes,no”等,虽无伤大雅,但亦不为小疵。而在《铸剑》中,从始至终却绝无这样的“油滑”之处。如欲鲁迅不偏爱《铸剑》,岂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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