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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唱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创办的在全国最有影响的综合性通俗文艺刊物。说到它就不能不提到作家赵树理和霞公府15号。
1949年4月初，赵树理自山西来到北平，在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后，便暂留在工人出版社工作。他抽暇常去遛天桥，那里有许多小戏园子和露天书场，每天来听评书、鼓书、相声、评戏的百姓总会将那儿挤得满满的。赵树理发现那些旧艺人的说唱形式虽令观众着迷，但内容却多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神仙托梦”、“公子中状元”、“青天老爷救命”一类。他为此感到自责——老百姓没有接受新的文艺，而宁愿花钱去听那些旧东西，可见它们是能够吸引住人的。虽然群众很需要新的文艺，而我们也想把新的文艺深入到民间，只是新的东西还不合群众的胃口。因此，在他的提议和组织下，以利用和改造旧形式、创造新内容为主旨的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了。很快，由会员编写的如《烟花儿女翻身记》、《三勇士大破正定路》、《百凤朝阳》等许多新的故事、快板、鼓书、相声、评戏开始打进了天桥的各个戏园、书场。但新的作品除说唱外，还缺少发表的园地使之广为流传，于是，在1950年1月20日，由赵树理、李伯钊任主编，田间、康濯、马烽任编委的《说说唱唱》便应运而生了。它很快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综合通俗性文艺刊物。
《说说唱唱》编辑部就设在霞公府15号（这里也是北京市文联、《北京文艺》编辑部所在地，老舍一度也在此办公、居住）。它的门楼至今仍存有旧时大宅的堂皇气派，里面朝南的一溜平房是编辑部和文联的接待室，坐北的一排平房是当年的小礼堂。再向里是一座“T”型的三层小楼。那些大作家以前就是在这座小楼里殚精竭虑地编辑了一期又一期的《说说唱唱》。那时曾有人嫌《说说唱唱》太土太俗，但他们矢志不移：“我们办它就是要提倡说唱文学，这是我们中国文学的正统，小说要能说，韵文要能唱。我们叫‘说说唱唱’，这正好体现我们的主张”。在《说说唱唱》创刊号上，发表了赵树理根据田间的叙事诗《赶车传》改编的《石不烂赶车》。天桥艺人们很快就演唱起这篇上口易记的鼓词：“贫农石不烂，故事一大串，有人告田间，写了《赶车传》。”为宣传政府颁布的新婚姻法，《说说唱唱》又及时刊登了评书体小说《登记》，各地的地方剧团纷纷上演，大江南北一时几乎无人不识“小飞娥”。《说说唱唱》还是培养文学新人的沃土。那时，编辑部每天来稿以百件计，为避免遗漏每一篇好稿，赵树理特别安排一位编辑专门做退稿复审工作，即初审不用的稿子都要复审一遍。安徽业余作者陈登科的小说《活人塘》就是这样“活”下来的，他也自此步入文坛。
1951年11月，《说说唱唱》与《北京文艺》合并。
前些时，往访霞公府15号，院内基本格局如昨。昔日的小礼堂已被分割成数家的居所，当年，就在这小礼堂里，每逢周六的晚上，都有文艺界知名人士来此举办讲座，然后是文艺联欢会。那时曾出入这里的有：梅兰芳、程砚秋、新凤霞、小白玉霜、侯宝林、魏喜奎、欧阳予倩、田汉、曹禺、俞平伯、朱光潜等。也是在霞公府15号，老舍和赵树理这两位“一个写了一辈子的北京城，一个写了一辈子的山西农村”的作家，在一同工作一同生活中建立起真挚的友谊。这天，当我在“府”内东寻西看时，一位老住户告诉我，这儿的房子快呆不住了，听说要拆了建新的。我望着那座“T”型小楼，遥想当年那些大作家为实现新文艺的通俗化、群众化在此辛勤工作的情景，仿佛又听到他们在欣慰地说：我们的书籍刊物卖到大众手里了，我们的剧本搬上舞台可以营生了，我们的鼓词评话在游艺社唱了、在电台广播了，我们的作品，不论在北京，还是在外埠，到处都可以见到或听到它们被人说唱，这些都证明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而是真正为“大众”做了一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