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粒，或许不是真理，但却有着真理般的价值；因为，它是存在的证明，是历史的选择。
比如我们的著作家，生前可能铸就了辉煌的文字气象；但时间深处，他的作为，却显得很模糊、很暗淡、很可疑。他身份的证明，只是一两个句子。
比如孔子。他无可争辩地是民族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他的思想，已是一种遗传细胞，只要是中国人，便打着他的精神烙印。
你走入民间，问你所遇到的任何一个人：“知道孔子么？”
必答：“知道，一个大圣人。”
“他说过什么话？”
“他说过‘克己复礼，准备复辟’。”
“这不是他说的，你再想想，他还说过什么话？”
“啊，想起来了，他说过‘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还知道什么？”
“不知道了。”
孔圣人的全部价值，在民间，在多数人那里，竟简化成了“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一句话。他盛名，却言寡，圣明得近乎滑稽。
比如现在的精神圣子鲁迅。他虽然既是中国文学不可逾越的一个高峰，又是现在中国的“民族魂”；但在大众那里，他似乎只说了一句话：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就是鲁迅。他伟大得如此单一，令人扼腕。
有些与孔子、鲁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角色，却也有着不小的声名，盖因为他们也写出了一两个在民间得以传布的句子。
比如顾城。他虽然是个杀人犯，却因写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句子，不仅使善良的人们宽恕了他的罪行，而且还承认他在文学史上不朽的价值。
比如北岛。一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使他平庸的才能，披上了杰出的光环。
真是，卓然一句，尽得风流。
但是，风流之处，正悖逆着真相——
圣明者滑稽；
伟大者寡薄；
卑鄙者不朽；
平庸者杰出；
……
文学的欺骗性也恰恰在此。
这也是历史的无情之处：它只承认卓异，而不迁就真相；只记录流传而来的，而不怜惜被风尘遮盖的。
这不禁让我想到：文字的浩瀚其实是无用的，一些真知灼见，一些历史情感，恰恰是被浩瀚淹没了。因为浩瀚是重负，不易于传播与流布。
翻开一些旧书与古籍，发现许多真理都被发现过，正冷冷地附着在那发黄的册页之中；新的创作，只不过是再一次发现而已。文学的存在，本质上，也是新书说旧话。
所以，真理的传播，是不断发现，不断遗忘的过程。书籍即便有记述真理之功，如果不能化为人的意识，也是无用的。因为它只是外化的真理，尚未内化成人们的记忆，便不能作用于人的精神。所以，剩下的最后的一粒，也许不是最好的，只因为它成为人们惟一的记忆，便是最好的。
于是，一个思想者，一个作家，追求浩瀚，追求深刻，未必是最佳选择。生动、简洁便于记忆，可以使真理脱颖而出，作用到人的意识中去。
大众对思想和真理的接受，不是靠“看”，而是靠“听”；靠的是耳熟能详。
孔子的“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是口头传播到民众的意识中去的；鲁迅的那句名言，也是在一个政治家圈点之后，靠高音喇叭的强大声波灌输到百姓的耳朵中去的。顾城和北岛的那两句不俗的话，大多数人也不是从他们的诗集里读出来的，而是周围的人都说好，便记住了。我便是这种情况。并且因为这两个好，反过来找他们的诗集，发现里面有好多比这还好的句子；但因为先入为主的缘故，总觉得这些好句子不如那两个“经典”，便无心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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