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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应该让人记挂的地方。它深藏在一条叫魏染的胡同里，是一座旧式二层灰砖小楼，不太惹眼。只有大门两侧有点欧式风格的石柱有些不同凡响，似在向人显示其往昔的荣耀。门额上“京报馆”三字仍清晰可见，据说这是当年小楼主人、也是我国新闻事业先驱者邵飘萍的手迹。
《京报》是1918年10月5日在宣武门外的珠巢街创刊的。作为独立办报人的邵飘萍，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正直和良知，在《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阐明了他的办报主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从一开始就不依附于任何党派权利集团，它要独立发言、报道，它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为此，《京报》热情支持“五四”运动，并屡屡发表揭露政府腐败的言论，因之，它被当时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也遭通缉避祸于东瀛。
1920年，邵飘萍回国。同年9月17日，复刊的《京报》新馆便设在魏染胡同这座小楼里。一层是传达室和经营所，编辑部与经理室在二层。这时期时局虽纷扰不定，但邵飘萍主持的《京报》仍坚持最初的办报宗旨，继续将《京报》办成“勉力造成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邵飘萍曾在《京报》馆的墙上写下“铁肩辣手”四字（这四字取自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被残杀的扬椒山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将“妙”字改成“辣”字），与报馆同人共勉。这时期的《京报》仍旧以真实的报道和犀利的言论，揭露政治的阴暗，并为民众呐喊请命。它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政府，强烈谴责当局制造的“三·一八”屠杀学生、民众的恶行，并在《京报》上开辟特刊，历数军阀“讨赤”“亲日”等等罪状，《京报》由此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欢迎，成为北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但邵飘萍和他的《京报》也因此受到反动军阀的仇视，1926年4月26日，《京报》创始人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之罪名杀害，饮恨于北京天桥东刑场。
还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邵飘萍为改变《京报》有些“谈花说草或专捧女明星”的周刊的低俗格调，又创办了几个新周刊，其中的《京报·副刊》和《莽原》周刊在当时颇得读者好评，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重要一笔。
邵飘萍被害后，他的遗孀、也是我国早期的女新闻工作者汤修慧又继承了其夫的遗志，于1928年恢复出版了《京报》。之后，因时局动荡几经离乱，《京报》时停时出。日本投降后，汤修慧回到北京，又继续办起《京报》，但不久，因不堪累累负债，不得已将《京报》馆抵押出去，《京报》至此终刊。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京报馆舍发还给邵飘萍遗孀，此后，汤修慧先生就一直居住在京报馆后面的一座小院里，直至1986年3月去世。如今，这座小楼早已物是人非，但后人并未忘记邵飘萍和他为之献身的中国新闻事业。1996年，在他诞辰110周年时，邵飘萍家乡浙江省东阳市的人民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馆。北京魏染胡同里的京报馆旧址也已被辟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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