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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读大学时，常看的是露天电影。学校有专门的露天电影场（兼作开会用），以矮矮的围墙跟教学区隔开，银幕悬挂在主席台上，中间的操场可容纳数千人——后面是个山坡，也砌成梯田的形状，我们戏称之为“包厢”或“加座”。新生入校，每人发一只小板凳；后来才知道，是用来看电影的。每逢周末，食堂门口便贴出电影预告的海报。卖饭菜票的窗口兼卖电影票——系五分硬币大小的塑料片，三毛钱一枚。这是80年代的物价标准。晚上六点多钟，校园里的条条大路通往电影场——三五成群地走满了手提小板凳的学生。早早地去了，为了抢占有利地形。看电影毕竟是当时学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早到的人们，围坐在空地上打扑克，或者聊天、嗑瓜子。我也总是提前守候在那里——只要紧盯着入口处，就能见到各个系最漂亮的女生。因平常不在一起上大课，一般每星期只能见到她们一面——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半年的电影看下来，我心目中的校花已评选出前十名。有激动的时候：英文系的某某恰好在我身边坐下来，无意识地陪我同看了《两个人的车站》。也有扫兴的时候：新闻系的某某挽着一个男生，并肩走进电影场，使我散场后直想学银幕上的寅次郎吹口哨……这构成我看电影之余的一点私心杂念。
现在想想，很可笑，又很值得怀念。
一般要等到七点左右，天才能黑下来。这是露天电影所需的条件：必须得到夜色的协助。当山坡上的放映机把光束投在银幕上，苍白的幕布便获得了生命力，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眼神。人声鼎沸的电影场顿时变得安静，等待着某个事件的发生。这时顾目四望，操场乃至后面的“梯田”上，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多少年之后，他们跟我一样，不会忘记看露天电影的情景，甚至还能回忆起当时看过哪些影片，在怎样的季节，怎样的天气……大学时代，我整整看了四年的露天电影，风雨无阻。按每星期两部计算，至少也有两百部吧——几乎每次都是一部进口片和一部国产片相搭配，就像买好烟需搭一包次烟。虽然也味同嚼蜡地看过一些平庸的影片，但有许多好片子令我们曲终人散后仍然兴奋不已——譬如有一年冬天赶上联邦德国电影周，纵然快期末考试了，我还是坚持数日，把《莉莉·玛莲》等六七部西德电影一网打尽。回到宿舍一描述，令几位从教室晚自习回来的好学生遗憾了一夜。第二天他们考的分数还不如我高。
看露天电影，夏天要带好扇子（有的人甚至还预备了风油精或蚊香），冬天则要戴上帽子、系上围脖再裹上军大衣——全副武装的架式，即使这样，电影场里仍不时有跺脚的声音。记得看《战地浪漫曲》时是个阴天，放到一半时下起雨来，有的退场了，大多数人则撑开自带的雨伞，躲在小小的伞下继续看。偏偏那天我没带伞，又不忍心离去，只好手搭凉篷，在倾盆大雨中继续关注男女主人公的命运——他们若知道的话，会感动的。这就是我为一部电影付出的代价：淋得像个落汤鸡。它同时又证明：这确实是一部好电影。好电影应该使人们做到哪怕听见了空袭警报，也必须看完了再钻进防空洞。因为它已使你进入了别人的命运，忘却了自己，更忘却了外面的世界……
又有几个人，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或者说，又有几部电影，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
这些年来，坐在豪华的剧院里看电影，我再也找不回看露天电影的那份激动。是我变了，还是电影变了？抑或，环境变了？人类坐在自己的建筑物里看电影，是居高临下的，是清醒的——因而无法自己欺骗自己。而坐在星空下，空地上，置身于真正的夜色中，他与电影之间是平等的——将之视若别人甚至自身的命运。露天电影，能较轻易地唤起人们内心的某种醉意——它仿佛不是放映给渺小的人类看的，而是为博大的天地放映的。天地是隐形的观众。电影是天地之间的幻像。难怪有部外国片叫《天堂影院》，又有部国产片叫《天堂来信》，电影似乎在传达天堂的消息——天堂是没有屋顶的。看露天电影，比在屋顶下观看要痛快！
（摘自《铁锤锻打的玫瑰》，洪烛 著，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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