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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萨克·迪内森摄于逝世前两年 |
“非洲高原的空气有种你可以触摸到的清冷和新鲜，以至于时时有种幻觉向你袭来：你不是在陆地上，而是在深水中沿着海底前行。甚至你弄不清自己是否在移动，迎面而来的凛冽寒气或许是深海水流，你的汽车，恰像某种动作迟缓的电鱼，也许是一动不动地栖息在海底，用两只熠熠发光的车灯做眼睛盯着她前面的一切，让潜水的生物从面前经过。星星那么大是因为它们不是真的星星，而是在水面上闪烁的倒影……”
伊萨克·迪内森饱含感情的笔触写下的非洲是一个神秘的、亦真亦幻而又充满人情的世界。现代文学史上恐怕还没有哪一部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自传作品能像《走出非洲》这样，几十年来一直刺激着人们对一块遥远的大陆，对人与自然，白人与黑人之间关系探究的兴趣和想像。
伊萨克·迪内森于1885年4月17日出生在丹麦荣斯塔德隆德，本名凯伦·布里克森，父亲威尔翰姆·迪内森（1845－1895）是一位军官、运动家，丹麦议会议员，曾经写过一本书《狩猎来信》。母亲英格博格·维斯特霍兹·迪内森（1856－1939），富有的船主之女，活动家。凯伦的爷爷阿道夫·威尔翰姆是迪内森家族第一个穿军装的人，曾经参加1848年对普鲁士的战争，同当时还无甚名望的安徒生游历意大利的罗马和米兰。多愁善感的安徒生曾经在日记里唏嘘感叹：“从这个坚毅的年轻人那里我学到多少东西啊！而对我的感情他却总是一再伤害。要是我有他那种性格，甚至哪怕带上那些缺点该有多好。再见，D！”
1914年，29岁的凯伦·布里克森嫁给她父亲表姊的儿子，瑞典男爵布洛·布里克森·芬内克。随夫同往非洲肯尼亚并一同经营咖啡农场。1918年，凯伦结识英国猎手丹尼斯·芬奇·哈顿（1887－1931），1921年，迪氏同丈夫分居，接过农场的管理权，在弟弟托马斯（1892－1979）的帮助下独立经营。1924年开始，经常活动在内罗毕的丹尼斯·芬奇·哈顿在迪氏的家里居住下来。1930年，农场遭受世界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冲击。1931年，她经营的咖啡园破产，芬奇·哈顿坠机身亡。迪氏回到丹麦。凯伦的传记《走出非洲》出版于1938年；1985年，好莱坞导演西德尼·波拉克将它改编为一部以男女主人公爱情经历为主线的故事片，已经是作者辞世二十多年以后的事。
“以前我讲故事，我总是让侄女提供第一个句子。”凯伦面对坐在灯下洗耳恭听的两位朋友——巴克里·科尔和芬奇·哈顿，准备开始讲她的故事。“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做开头？”丹尼斯吃惊地问。“绝对任何一个句子。”“从前，有一个流浪的中国人，名叫陈黄，住在石灰砌成的屋子里；一个名叫雪莉的女孩——”丹尼斯开了个头。“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那是她从做传教士的父亲那里学来的。陈黄住在挂满蓝色灯笼的蒙巴沙街上，每日独坐在窗边，聆听他孤寂的心里的，来自祖国的玄妙回声……”凯伦用一种略带忧悒的缓慢音调接续出一个伤感动人的故事。电影用它特殊的渲染方式将一个浪漫文雅、睿智多才的故事能手活脱凸现出来。
电影不失时机地夸大了芬奇·哈顿的份量，将他塑造成迪氏的文学灵感之源。事实上，早在青年时期，凯伦就已经开始写作，22岁时在T ilsku e ren杂志发表第一篇小说《隐士》并在Gads danske Magasin杂志发表小说《犁田者》。经历了非洲生活的凯伦·布里克森在回到故乡以后的1934年，用英语写作发表第一部小说集《七个哥特式的故事》在美国出版；次年，她自己将作品译成丹麦文在故乡出版。七个故事是模仿“哥特时代”的结构和语言风格写成的志怪小说，或嘲讽权势者的功名虚幻，或隐喻命运的不可预知。美国版本轰动一时，而故乡的读者反应冷淡，对作品大加挑剔。而今，《七个哥特式的故事》已被认为是哥特式小说中的经典之作。1938年，迪氏的第二部作品《走出非洲》在美国和欧洲同时出版，使作者真正获得国际声誉。迪氏曾在1954年和1957年两次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1954年，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受奖时说，至少有三位作家比自己更应该获得这个奖，他们是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和那位“美丽的作家伊萨克·迪内森”。迪内森感谢他的美言说：“他们已经给了我天堂般的快乐，不必再要像诺贝尔奖这样的
人间恩赐。很遗憾从没有和您见过面。有时我会想像，要是我们一起在非洲平原狩猎远征，那将是什么样子！”
在发表《七个哥特式的故事》时，凯伦·布里克森第一次使用“伊萨克·迪内森”这一笔名。迪氏如此做法意在使人认为该书出自一个男人的手笔。“如果读者明知作者是一名女性，就不会认真对待这本书。人们会问，是你亲自的经历吗？你到过这些个地方？”当人们问到为什么要将小说的时间背景放在一百年以前时，她同样回答说：只有那样我才能感到完全地自由。
《走出非洲》获得七项奥斯卡奖，它的成功在全球掀起了又一次迪内森热，迪氏本人的生活和经历再次引起人们的强烈兴趣，它促使传记作家们跨越为了了解一个作家所应保守的界限。更多的人涌进昆德拉会称之为“翻垃圾的人们”的队伍中。不少从各个侧面披露迪氏生平的考证和推断论著问世，作者们对迪氏的非洲经历、她和丹尼斯以及和家人的关系，甚至她罹患和治疗梅毒等细节进行不懈的挖掘。在这之前，已经有一本著名的传记，即朱迪丝·瑟曼的《伊萨克·迪内森，一个讲故事人的一生》，权威性地概括了迪氏的生活和创作，具有“法官”般的评判力。难怪瑟曼被导演波拉克请去，做了他那部影片的联合出品人。
为什么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同居，凯伦没有最后嫁给与她志同道合并且她深爱着的丹尼斯·芬奇·哈顿呢？最新的一本传记《走出伊萨克·迪内森——在非洲，凯伦·布里克森没有讲出的故事》的作者琳达·杜尼尔森说，这很可能是因为丹尼斯·芬奇·哈顿是一名同性恋者，或者说，至少是双性恋者。直到他的好友巴克里·科尔死后，丹尼斯才有更多时间和迪氏相处。这曾使布里克森深感苦恼。凯伦曾经两次认为怀孕，但是他们是否或者如何谈论婚嫁还是一个谜。
电影获奖多少意味商业上的成功，似乎也是原著小说的福分。但是小说文本本身是无法用其他形式取代的，它遗世独立，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阅读的快乐，任何诠释和注解都是多余的。对我们来说，《走出非洲》远非单单提供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恰恰是在对具体的非洲人的个性特征和非洲风物的细腻描摹上，迪氏显示了一个优秀作家不可缺少的心智和文字功力。通过电影去了解和阅读这部文采斐然、含义幽远的作品，应该说是文学在我们这个躁动和纷乱的时代遭遇的委屈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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