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霁（以下用□代表）：我们还是从“七一”讲话结尾时讲到的两个“100年”说起。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中把两个“100年”联系起来，回溯历史、展望未来，这二百年是以鸦片战争（中国人民被迫接受英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为起点，以中华民族彻底结束贫穷、落后、受欺侮的历史为终点。从现在（21世纪初）到实现这一目标（21世纪中叶）还有50年时间，这是非常关键的50年。
■是不是说，在本世纪的50年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能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富裕的目标，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取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确实如此。我理解，江总书记从新世纪的高度提出党要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其深刻的思想蕴含正在于此。因为，只有全面领会和认真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我们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再经过50年的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几代人的梦想，才可以说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如果算起来，这200年已经过去了150年，还剩下50年的时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间确实是非常紧迫的。联系到您在第一次对话里讲到的当今世界不断变化的新的实际，我们对再用50年时间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所需要克服的困难，更应该有清醒的估计。
□你讲的很对。200年的时间对于整个世界历史来说，确实不算长，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却又不算短。如果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更长了，100年基本上要相当于两代人。中国人民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就用去了整整100年的时间，解放后搞建设又过去了50多年。这50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曲折。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邓小平同志才总结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从这里你可以看出，在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无产阶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中华民族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个问题，都是围绕着并服务于一个中心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是不是说，党现在所高举的旗帜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应当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在这面旗帜下面，党的一切方针政策的利弊得失都应当从这个基点上加以审视？
□正是这样。大家看到，“七一”讲话重申要坚持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特别强调我们不能脱离党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而空谈远大理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基本经验，就是实事求是地确定了党在那个历史阶段的最低纲领，坚持了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毛泽东同王明等一切左倾路线、教条主义的斗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反对超越阶段的空谈，要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历史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党内那些貌似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现在我国处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不是也存在类似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样的斗争和问题呢？
□不但存在，而且非常突出。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江总书记在讲话中才大声疾呼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理解，从邓小平南方谈话时讲的姓社姓资的问题，到十五大前后争论的姓公姓私的问题，还有现在争论的有产和无产、先进和落后、劳动和剥削、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新兴阶层的阶级归属等等问题，其实都不是孤立的。这其中的每一个问题，如果脱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脱离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再用50年时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都不可能争论清楚。
■这也就是您讲的，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理解“七一”讲话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但我仍有一点不明白，是不是因为现阶段党要完成的主要任务问题，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等这些最基本的原则界限就不存在了呢？
□不是这样。为了明了这个问题，我建议你读一读最近出版的一本小说——《日出东方》。这部小说十分生动地描写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十年间的历史事件，栩栩如生地塑造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润之等一大批历史人物的形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发生于1924年关于共产党人应不应加入到国民党当中去的争论。当时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时勃然大怒，质问道，你知道不知道，共产党与资产阶级的党派，有本质的区别！但经过激烈的争论，党还是做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从今天的角度看，可以说是走出了抽象争论“无产”、“资产”的误区，抓住了中国革命当时必须解决的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并且，要解决这个问题仅靠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绝对不够的，因此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搞合作。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就是从党成立开始，“无产”与“资产”的争论开始了，我们不能说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一定的道理，也不是说搞国共合作就不再存在“无产”和“资产”的原则区别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要把这样的问题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放到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更大问题的视野中去考察，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得出正确的结论。
■那您认为，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还要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呢？或者说，我们主要的障碍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国家的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文化。可以说，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新的“两座大山”。大家知道，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解放时，推翻了“三座大山”，从“七一”讲话讲的两个“100年”来看，第一个“100年”可以归结为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但是“三座大山”推倒了，中国人民还没有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因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需要征服的还有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文化这两座新的大山。可以说，第二个“100年”的任务，如果高度概括的话，就是要推倒或跨越这两座新的大山。而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所以任务非常艰巨，中国共产党肩上的担子非常重啊！
■如果这样说，我认为从这第二个“100年”已经走过的50年来看，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可以说时而清楚，时而不清楚，不清楚的时候就要出现失误、遭受挫折，清楚的时候就会前进、就会胜利。
□你说的很好。十年动乱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当时把消灭“资产阶级”当成了中国社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忘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刚完成了一半，翻越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文化这两座大山其实才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而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逐步成熟了，这充分体现在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当中。前两个代表告诉我们要用先进的生产力代替落后的生产力，要用先进的文化代替落后的文化，这是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今后50年中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跨越这两座大山。第三个代表是告诉我们党和无产阶级除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推翻三座大山也好，跨越新的两座大山也好，最终目的是保证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得到实现。所以“三个代表”的理论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指引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旗帜和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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