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的思想家那里，青年时期的著作往往更显豁地呈现出这一思想家的最基本的问题的来源，而不像成熟期的著作，后者往往云山雾罩，问题的踪迹难以辨识。读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根据牛顿定理试论整个宇宙的结构及其力学起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一书，同样有如是的感受。这本书完成于康德30岁前后。在这本书中，康德提出了著名的星云假说，比拉普拉斯要早40年。
在“前言”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隐隐的不安：康德反复声明本书对于宇宙的探索并不会损害信仰。宇宙秩序的合理性，被康德解释为上帝的意志。这一解释能否给那种不安以安慰呢？即使对康德来说，这样的安慰恐怕也是勉强的。人的理性对于世界之所以然的揭示，暗示着“创世”已不再重要，或者说，创造已不再是一种“行动”，因为这一“行动”要合乎理性的规定。于是人通过对事物之所以然的认识，将有能力“创造”（其实是复制）事物。这样就有了这本书中最著名的那句话：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类有能力掌握宇宙的奥秘，将能够复制这样的过程。
由此，“创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技术活动。知识成为了世界技艺化的中介。与此同时，“自然”对人而言并不是屏蔽于上帝的身后的东西，而是直接向着人类完全敞开，如此，“自然”将丧失其传统含义，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然”过程由此将成为一种可操纵过程，“自然”的神秘性遭到破坏，“自然”在“人化”着，亦即“技术化”着。
不过，所有的这一些推论，尽管可以从康德的这一句名言中导出，但显然并不是康德的意图所在。且不说康德认为生命的起源是不可知的（即无法复制的），即使人能够认识世界的本质，但是康德说，世界并不只是一个，因为人所认识的宇宙只是世界中的一个，原因是人仅仅是一种理性存在物。是否存在着人之外的理性存在物，或者，更确切地说，复数的理性存在物的性质为何，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展开于本书的第三部分，亦即“附录”中。如果说前言及前两部分似乎在暗示人的理性能力的万能，那么第三部分却消解了前面所带出的印象。
第三部分（“附录”）是本书中最为奇特的一部分，其奇特性在这一部分的开头，康德的郑重声明中（不是“随便开开玩笑”，如果只是闹着玩，“是对哲学的品格的侮辱”）尤其显得突出。这一要求郑重对待的是即使放在今天也属时髦的话题：外星人。这位生活于300多年前的学者认为，外星人的存在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他们的理性是怎样的。康德的假设是：理性存在者所居住的星球离太阳越远，他们也就越高级、越完善。
这一个假设的荒谬性自然无需说明，需要指出的是为什么要讨论他们的理性能力，康德认为，所有这些理性存在者的思维能力是不同的（取决于造物主为各自所安排的物质条件），由此，他们眼中的世界也是不同的。这里我们似乎突然意识到，所谓“先天”就是造物主的安排。而人们常说的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意义将会受到限制，因为，解释人何以能够认识“自然”，只是解释了一个世界（人的现象世界）的认识问题，亦即，尽管《纯粹理性批判》“序”中所提到的视野的革命性的转变已潜伏在本书的这句名言之中，但这仅仅是在人的世界中才是有效的。由此可见，康德在本书中所设想的宇宙结构要远远超出他后来所从事的工作的范围。
因此，对于下述说法：——康德通过在认识论领域的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更确切地说是“反哥白尼的革命”），使人重新回到了世界中心，以及通过在实践理性领域的革命（“人是目的”），为作为现代性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做出了经典的表述——，只有在这样的一个限度之内才是有效的：人的世界的范围之内。但康德认为，存在着别的世界。因为人只是众多理性存在物中的一类。
对于那些熟悉康德著作的人，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产生惊异之感恐怕并不为怪。不仅是因为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充满激情、措辞华美、想像力丰富的康德，更看到了比“三大批判”或单纯的“现象—物自体”结构远为宏大的康德式的宇宙结构：人绝不是这个宇宙的中心，相反，这个宇宙远远超出了人的世界及人眼中的宇宙。正是这个宇宙的结构，支撑起了康德对于神与自然的信仰：“在晴朗之夜，仰望星空，就会获得一种愉快，这种愉快只有高尚的心灵才能体会出来。在万籁无声和感官安静的时候，不朽精神的潜在认识能力就会以一种神秘的语言，向我们暗示一些尚未展开的概念，这些概念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在康德这里，正是对自然或宇宙的感恩与敬畏之心，构成了美与崇高的趣味的源泉，维护了信仰与知识、理性与道德之间的统一。
自然的本义就是源源不断地“自然”发生的力量，这是人类的生命力、智慧与道德的源泉，是真、善、美的真正的本源。与大多数自然科学著作不同，《宇宙发展史概论》带给人的是对自然的谦和与敬畏，难道这不正是伟大哲人对于自然的情怀嘛：“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斯言既表达了自然，也表达了哲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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