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写过《人间正道》和《中国制造》的周梅森作家眼下正红着，尤其是他的《中国制造》改编成电视剧《忠诚》在央视播出后，更是如日中天。红了之后，便少不了有记者采访，这也是惯例。《北京纪事》杂志的记者就和周作家有了如下的一番对话：
记者问：您的长篇小说对官场斗争描写得那么细致入微，这些生活您又怎么积累的呢？
周作家答：其实，我过去没有介入官员生活时，对官员没有好感……
读到这里，我心中咯噔一下：他怎么能这么说，这不把官员一棍子打死了，倘若对贪官污吏没好感，人人都要击掌赞同，笼统说对官员没好感，岂不洪桐县里没好人冤枉“绝大多数”了？但立刻我就觉得周作家肯定在“欲擒故纵”，接下来要“转变”了（否则，记者不敢写，杂志也不敢发表），果然——
周作家说：但我后来遇见了一件事、一个人，改变了我对世界，起码对官员的看法。
一件事、一个人就能让大作家改变对世界的看法，这件事肯定不同寻常。是什么人和事呢？
周作家说：那是1993年，我……回家乡（本来是有地名的，为减少麻烦，我就隐去了），见家乡正热火朝天地集资建三环路。当时家乡还比较闭塞，老百姓对修路的意义不大了解，因此怨声载道。可我认为这是好事。我的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当时的一位领导（这里也有领导的职务和姓名，我也隐去了，请谅解）耳朵里，他提出要见见我。他叫人给我送来一大摞告状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告他的……我仔仔细细地看完这些信，心里沉甸甸的，我这才发觉，一个干部要想真的干点事，真不容易！
后来周作家又和那位领导谈了话，“这次谈话，使我认识到改革的艰难……不仅改变了我对官员的看法，也改变了我的文学道路……接着，我就接到领导邀请，到市委挂职，当了一段时间秘书长”。
这件事，使我觉得读作家的书和同作家谈话不完全是一回事。周作家的书我读过，写得好，我佩服。但我还很想和周作家谈谈，至少问他几个问题：
第一，家乡修公路是好事，老百姓为什么会不同意，甚至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作家仅仅看了告状信，又听了领导的一面之词，就得出老百姓“闭塞”、对修路“不大了解”的结论，是否有点轻率？
第二，这条路是“集资”修的，这与“怨声载道”有无关系？“要想富，先修路”，这道理老百姓真的不懂，还是别有隐情？常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还说“文艺要为大众服务”，如果周作家到民间去调查一下，不要兼职“秘书长”，不恋“行有车，食有鱼”（这是一个市委秘书长级别的干部所合理配备的，况且还有领导的邀请呢），而是像路遥、赵树理那样就生活在民间，是不是会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和“文学道路”？
第三，我一直纳闷，群众的告状信怎么就落到领导的手里，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告他的”？又怎么会轻易地送给作家来看？或许是周作家的家乡有特例，可以把告状信转交本人？又或许是周作家用词不当，把“告状信”理解成“意见书”了？
我希望和周作家能有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但我推测周作家在看了告状信、和领导谈了一次话、兼职了秘书长、写了轰动的长篇小说、改变了文学道路之后，心里大约不再“沉甸甸”了吧？可我的心却无名地“沉甸甸”起来，我也看到了“改革的艰难”，发觉了“要想真的干点事，真不容易”，更有，说不定会因此而“改变我对世界，起码对作家的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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